| 论文导读:：桂越经济交往始于宋，元明稍有停滞，中法战争改变了古代“朝贡”形式，将桂越贸易摆上了世界市场的大舞台，本文拟对北宋至1949年桂越的经济交往变迁做一个梳理，从整体上把握桂越经济发展历程，为桂越经济合作提供思路。
论文关键词：
桂越山水相连,陆地边境线长1020公里，从东至西依次有东兴、防城、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8个边境县市(区)与越南广宁、谅山、高平、河江4省17县接壤。其间共设12个边境开放口岸，凭祥、友谊关、东兴、水口为国家一类口岸；峒中、爱店、科甲、平而、龙邦、平孟、硕龙、岳圩等为地方二类口岸，此外，双方还设有25对边贸互市点。桂越海岸线长1595公里, 广西防城港市、钦州市、北海市、与越南广宁、海防、太平、南河等10来个省市隔北部湾相望。
一、古代桂越经济交往
公元968年（宋太祖开宝元年）丁部统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国”。在此之前，这一地区与内地就有经济往来。《汉书》载：“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1]《隋书》载：“南海、交趾、各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2]越南立国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二月末，交州黎志忠遣使来贡，并献驯犀一……且求互市于邑州。”[3]两年之后，“交州李公蕴乞发人船直趋岂州互市”。北宋朝廷允准开设邕州永平寨(今宁明县明江镇境)、钦州如洪寨博易场对越南通商，在永平寨博易场，交趾人用“名香、犀象、金银、钱与吾商易绫、锦、罗、布而去。”[4]在钦州博易场，越南边民“以鱼蚌来易斗米尺布”，南宋便已“凡交址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揖往来不绝”。[3]
元朝时期,虽然当时交趾的陈氏王朝采取封锁政策,但发展边境贸易是两国边民经济生活的共同要求,尽管交趾当局进行阻挠,但两国的经济交流并未因此而中断。据《岛夷志略》记载,当时越南盛产沙金、百银、铜、锡、铅、象牙、肉桂、槟榔等,越南商人用这些产品交换中国的绫罗、匹帛、青布、牙梳、纸、铜器、铁器等。《安南志略》记载“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薪水,为南方第一码头。”越南许多群众“饮食衣物,皆仰北客”。
“寸板不许下海”（《明史》卷205，《朱纨传》），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海禁政策。明朝海禁始于明初，终于隆庆。清廷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也实行海禁，而且较明代更为严厉，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清朝的闭关自守，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乾隆，嘉庆时期。海禁期间，桂越经济交往主要通过朝贡和开关互市的方式进行。“康熙五十七年议定安南贡朝，旧例三年一贡者，定为二年，六年遣使来朝一次者，定为四年。”[5]朝贡活动使得边境地区“夷贩商人”云集，一直延续到中法战争。尽管在咸丰三年(1853年)到同治六年(1867年)的15年间中国南部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得沟通中越往来的“贡道”严重受阻，但到同治七年(1868年)，清朝基本肃清西南地区太平天国余部的活动，恢复了中越陆路交通，越南阮朝仍守“二年一贡，四年遣使来朝一次。”[11]的成规。越南朝贡人员趁朝贡之机，除了进行贡品贸易外，还携带商品或商人走私商品到广西贸易，这种情况史籍多有记载。“安南入贡，多携私物，道凭祥，龙州……有诏禁伤之。”[6]成化十四年，广西等臣奏称：“安南朝贡使人，多挟私货营利……”，[7]可以说朝贡贸易拉动桂越边境贸易的发展，使得明清两代边境贸易颇为繁盛。
“明时(南宁)商务极盛，曾一度设关与越南互市。”[8]开关互市后“自此内地人民得以出入货贩，惟是愚民趋利如鹜……”。[5]安南国王在给乾隆咨文中也说道：“本国仰荷圣恩，曲物产短，特赐开关通市，自本年正月以来，商贾骄集，
百货云屯，国用渐舒。举国臣民皆感颂大皇帝柔远深仁，处处歌舞。”[9]又“该国(越南)另于谅山镇属之花山地方添设铺店，招徕平而出口之商。”[10]然而由于闭关锁国，朝贡和开关互市远远不能满足中越两国人民正常贸易往来的需要，导致走私贸易的盛行，从1789年乾隆在一份谕旨中提到：“至粤西与安南接壤，例禁民人偷越。而节年以来，地方官未能严密查察，以致偷越者甚多。”[8]
二、中法战争至1949 年桂越经济交往
1862年,法国强迫越南签订《越法条约》，标志着越南南部殖民地化的开端,但未能对越北进行染指,桂越边贸仍然保持着旧时代原状。1883年，法国以越南问题挑起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以下条约：1885年《中法越南条约》、1886年《中法会议越南边界通商章程》、1887年《续议商务专条》、1895年《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其中，关于中越边境贸易的主要有如下几条规定：(1)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思茅、河口四处为通商口岸，若中国货物经越南从其中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减十分之四关税，并发完税凭单，随同货物，到另一个城市时，免交进口税。(2)中国货物从上述四个地方经越南运到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在边境出口时，减免十分之四出口税，发完税凭单，随同货物，到达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按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惯例，恢复进口半税。(3)中国货物从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经越南前往上述四处，与出口时，交纳全部关税，发完税凭单，随同货物到边关进口时，在减免十分之四基础上征收复进口半税。(4)在以上四个边境城市设海关、法国领事,管理商务[3]。(5)凡法国商民及法国保护之人运洋货进云南、广西过关者，按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收纳正税，其赴中国内地购买土货，运至边界通商处所出口入北圻者，按中国通商关税则减十分之四收纳正税[11]。这样,一方面加强了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经济侵略和开放程度；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为桂越边境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桂越边境贸易进一步发展。中法战争前，凭祥原为一村镇，“人烟稀少，赶圩也不过一二百人”。[12]随后，“外地的一些群众,亦感于边境生意好做，谋生容易，也慕名前来隘口落户……当地黄姓人家，又在距隘口2公里，中越边民往来便道的荒山上搭建房六七间，开设酒访杂货店，人称风流街。每日到风流街贩运烧酒杂货的越南边民有二三十人次，日售烧酒1000多斤”。[13]
1896年，中法两国签订《中越边界会巡章程》，规定在中越边界交通方便相望之处设立对汛，负责辖区内的出入境管理。两国边民可由对汛官员会同发给长行过界准单，入对方境内通商、贸易。中法战争后至1949年，桂越边境开放程度大大超过战前，边贸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龙州是广西西南边境重镇，法国将大量商品倾销到越南再通过边境贸易转口龙州或广西边境其他圩镇，最后分销各地。又通过同一渠道运回农副产品。这样，桂越边境地区贸易以龙州为中心，参与了国际经济大循环，促进边境市场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过渡，实现了与世界市场接轨。当时,龙州从越南“进口货多而畅销者为纱布皮、煤油、食盐,其次则海味、杉木及寻常用品之洋货”，出口的主要货物是“以糖豆、八角、油为大宗,黄茸、哈牛皮、木棉花等次之”[13]。从1889年至1932年，以关平银计，进口530.75万两，出口301.93万两，合计832.68万两，1933年至1947年，进口75096.7万元，出口7437.5万元，合计82534.2万元。[14]
在抗日战争初期，桂越陆路边境成为中国西南后方抢运战略物资的国际通道，桂越边贸也由此繁荣。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需要外来物质非常迫切，而东南沿海各港口多已沦陷，广西陆路边境地区的镇南关、水口、岳好、平孟等地，成为中越国际交通线的要道，桂越交往也因此更加频繁。
参考文献：
[1]汉书[Z]，卷28下，地理志（下） 。
[2]隋书[Z]，卷31，地理志（下）。
[3]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
[4]（宋）周去非。岭外代答[Z]，卷五，民国影印本。
[5]《东方杂志》。
[6]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7]《广西省政府公报》。
[8]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查》1－－7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1987年。
[9]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文海出版社1932－1933年。
[10]广西统计局，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1－－3回，民国22年，民国22年(1933年)、民国(1935年)、民国33年(1944年)编印出版。
[1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62年。
[12]黄雄鹰：《近代右江地区对外贸易概述》,《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1期。
[13]陈必明等纂：《龙津县志》,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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