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所以《到十九号房间》出现了多组二元对立项来表达这个主题。在《到十九号房间》中。
论文关键词：二元对立，到十九号房间，女权思想
1 引言
《到十九号房间》是英国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于196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被收集到《非洲故事集》中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分卷。
虽然莱辛不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她的大量作品都体现出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正如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肖瓦尔特三十年前所总结的，“和那些具有女性审美感的小说家一样，今天的女性小说家，尤其是莱辛和德拉贝尔，认为自己正尝试着通过艺术想象把破碎的女性经验统一起来，她们关心的是对妇女作家自主性的界定”（Showalter 35）。① 莱辛创作此小说时正值英国女权运动高涨时期，其小说势必会受到影响，所以《到十九号房间》出现了多组二元对立项来表达这个主题。
2 关于二元对立和作品介绍
2.1 关于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是产生意义的最基本结构，也是叙事作品最根本的深层结构。罗曼·雅各布森认为，二元对立是人类最简单的也是最基本的结构概念，是人类最常用的思维逻辑，它与综合思维方式显著不同：“在二项对立的所有过程里，对立成员必然在我们头脑里，我们利用双方进行比较论文网，比方说，判断大的就不能不考虑小的概念；没有贵的意义，贱的意义就不可思议，二项对立的价值就在于此。”②
多丽丝·莱辛在小说中有意运用多组二元对立项来帮助她表达主题：由于性别区分带来的对女性的社会责任使得苏姗的理智与情感一直处在挣扎中，造成她的身心分离，所谓的家已然成了桎梏她的监狱，最后不得不用生命来换取自由。
2.2 作品简介
苏姗和马修因为理智而结合在了一起。婚后，马修继续工作而苏姗则留在家里相夫教子，沿袭着社会传统，过着跟其他夫妇一样的生活：男主外，女主内。但是，这样的生活让她在家庭中逐渐丧失了自我。随着孩子们的长大和离开家去学校，苏姗却发现内心的空虚和不自由。因此，她的内心在两种情感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一方面，她渴望逃离这所禁锢她自由的大房子，摆脱家庭的束缚；另一方面，社会的条条框框和对家人的愧疚及所谓的理智要求她要尽力去做一个好母亲、好妻子。终于，无法忍受的她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十九号房间。好景不长，一年之后，丈夫的打探使得她唯一的自由空间丧失殆尽。她在这个自以为能给她自由的“十九号房间”中开煤气了结了余生。
3作品中的二元对立
3.1 男女主人公性别的对立
“性别”实际上应归属于一个社会构造，是每个人被社会区别定义的方式。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已经表达了性别的社会建构涵义：“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和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③ 作为一个女人，苏姗的性别决定了她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她不得不接受的生活方式。
婚前，苏姗是一位广告设计者。“在商业绘画方面颇有天赋。尽管她对自己负责的广告持诙谐态度，但无论结果如何，她也不至于过分认真。” “后来苏姗怀孕了，她辞去了工作”（莱辛，1987： 425）过上了社会给女人定位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并且“只要能够选择，谁都愿意这样。”波伏娃曾说“两性是竞争的，女人始终处在的是受压抑的主体意识下的生存状况。”④ 所以论文网，在性别的二元对立里，性别区分被严格的把守着，以便为了维持男性对女性的支配特权。马修婚后能继续着婚前的工作和生活，但苏姗却要辞掉工作、待在家里，结果是“作为一个曾经独立生活，特别是曾经自食其力的女人，如今对外界的兴趣和经济来源都要靠丈夫，内心必然有种愤愤不平的和若有所失的感觉。”（莱辛，1987： 429）这也是男权社会的目的所在。
苏姗遵循着社会分配原则，放弃工作，进而对丈夫经济依附，恪守贤妻良母定律加之固有的容忍思想，这一切却都成为了丈夫出轨的原因。听到丈夫的坦白，“当然，苏姗原谅了他。”作为一个完全依附丈夫的女人不原谅他又能怎么办呢？丈夫的背叛对苏姗打击是很大的，她甚至怀疑起他们之间的贞操和为什么他们现在会在一起。渐渐地，“苏姗越来越经常地受到空虚的威胁。”（莱辛，1987： 435）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她租到了十九号房间。“‘弗雷德旅店’可以向顾客提供自由，而可怜的汤森小姐却不能够。”（莱辛，1987： 471）即使是她得到的短暂的自由也是在一个男人开的旅店里，而在一个女人开的旅店里还是没有自由。这就暗示着貌似只有男人能给女人自由，实际上，苏姗的自由是被这个男权社会给剥夺了，并且这种短暂的自由带来的结果是生命的赔答，就像最后苏姗死在这个房间一样。正如美国女权主义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所指出的那样，“当妇女牺牲了自己的个性和事业去完成贤妻良母的职责之后，她们却痛苦地感到生活缺乏意义和内心极度空虚，女人面临着一种精神分裂症一般的人格分裂。”⑤
由此可见，从性别的二元对立来看，苏姗的悲剧是存有男女分工的社会所带来的恶果，更准确的说，是男权社会压制的结果。
3.2 苏姗的理智与情感
二元对立最经典的例子是理性与感性的二分。在西方哲学中，理性一向比感性获得更高的评价。但是论文网，在《到十九号房间》中，苏姗的理智与情感难以评判谁高谁低，他们一直在做着激烈的斗争。最终，她不得不以死亡的方式来协调她的理智与情感。
在故事一开头，作者就向我们介绍了苏姗和马修是理智的结合。“罗斯林夫妇的婚姻是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莱辛，1987： 423）随着故事的发展，作者多次用到“理智”这个词。在马修坦白了自己与另一个姑娘睡过觉后，苏姗不断地用理智告诉自己一切都好。“即使马修偶尔度过一个甜蜜的下午，偶有外遇，那又怎么样呢？”“她清楚地知道，他们是非常幸福的，那些外遇不足挂齿。”（莱辛，1987：433）身为妻子的她，在知道丈夫有外遇后竟然能得出这样的想法。苏姗的理智是多么的顽固。但是，苏姗的向往自由的情感无时无刻不在同理智做着斗争。在送完孩子到学校后，她每天有七小时的“自由”时间。有一天，她来到花园里坐下，心想“怨恨，在毒害着她。（她斟酌一下，觉得这一感情是可笑的。）但是她感到怨恨。她是名囚犯……（她又斟酌了这一想法，自己对自己说这想法荒谬又有什么用呢。）”（莱辛，1987：447）从这段说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她内心的情感与脑海中的理智所做的斗争。她感到怨恨，感觉自己像一名囚犯，但是理智告诉她对自己说这些没用。“一定得告诉马修——可是告诉她什么呢？她心里充满着她所鄙视的那种荒谬绝伦的感情，然而又深深感到无法摆脱它们。”在苏姗提出要找一个交换女学生遭到马修质疑后，有这样一段描写。“她梳着厚厚的、健康的黑发，心想：这不过是一张疯女人的脸。”（莱辛，1987：407）苏姗清醒的意识到自我的需要，而她却反省自己是“疯女人”。既然苏姗可以自我反省，自我认知，又何来“疯女人”之说。这只是父权制对女性的制度化而已。一旦逃离反叛男性中心主义论，女人就是不明智的论文网，就是“疯女人”。而所谓的理性不过是父权制社会用来束缚女性的工具而已。“理想在每一个时代的体系其实是公众的共识，是成为常识的真理；而这种理性把不符合常识的思想视为‘非理性’……福柯的一个主题是文明用理性制造‘疯人’。” ⑤ 理智不过是用来制造女疯子、女妖的工具。传统的价值取向不停的打击和诋毁苏姗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已被父权制社会制度化的苏姗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疯女人”。
3.3 苏姗的身体与心灵
身体与心灵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故事中的苏姗作为其身体和心灵的统一体，却在婚后渐渐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例如，在丈夫不同意找个交换女学生到家里来之后，苏姗想到“让她的精神，她的灵魂留在家里，让一家人象水里的植物一样生长……”（莱辛，1987：465）在第一次在弗雷德旅店待了五个小时回到家之后，她重拾家庭主妇的职责：“做晚饭，安顿孩子们睡觉，然后为马修和她自己作第二次晚饭，欢迎苏菲回来。”当她“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做了”这些事之后，“但她心里总是想着那旅店的房间，一心一意向往着它。”（莱辛，1987：473）虽然，晚上她依旧与丈夫“云雨作乐”，“可是她，苏姗，或者说那个毫不含糊而又不可思议地被称作苏姗的东西，却不在那里：她在弗雷德旅店，在帕丁顿，等着那独自一人的安神之时的来临。”（莱辛，1987：475）一年之后，当丈夫派人侦查苏姗行踪后，苏姗感到彻底绝望了。“她感到平静，但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她一点也不想动，不想说话，不想做任何事，那过去常在家里、花园出没的魔鬼论文网，如今不在了；但她知道这是因为她的灵魂在‘弗雷德旅店’的十九号房间里；她其实根本不在这儿。”（莱辛，1987：483）
此外，文中还多次出现描写苏姗身心分离的话语：她人在“家里”心却飞到了“十九号房间”。对于妻子的身心分离，丈夫全然不知。读者不禁自觉同情起苏姗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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