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面我们说过，大众始终在社会的对立性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费斯克认为，大众之所以要创造自己的文化，绝不会自娱自乐，它必定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反抗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大众本身是属于从属地位的人群，这种从属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现实状况，而他们的文化生产作为自我生产，这将使他们始终处于一种既清醒又痛苦的状态中；第二，大众本身在权力或资源上的缺失使得大众在减少痛苦增加快乐上的选择不可能太多，由于文化所涉及的是意义的生产，因此它将不可避免地被大众越来越多地加以利用。因此，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中的大众必然是以反抗者的身份出场的，并且这种反抗还不是消极意义的反抗，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反抗。费斯克说，“大众文化始终是一种关于冲突的文化，它总是关涉到生产社会意义的斗争，这些意义是有利于从属者的，而非支配性意识形态所喜欢的那种。”当然，无论大众从文化的消费者转为生产者，还是从生产者转为反抗者都并不意味着大众在现实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发生了多大的改变。但是这种从属者地位也并不决定着大众在文化领域中会无所作为、任受摆布。实际上，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虽然不居于实际的支配地位，但却具有侵蚀和颠覆的作用。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在大众文化中找出和确证大众文化所具有的这种微观政治效益。费斯克用了大量的例子来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比如，他指出，现在的电视节目包含着大量的娱乐节目，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尽管这些节目有些确实是很无聊而且庸俗，但是意识形态不得不作出让步。费斯克指出，“现在很少有人相信控制民众的娱乐以提高他们的品味会对国家有益。”再比如，关于麦当娜现象，费斯克说，“麦当娜是个物质女孩，但同时也是符号。”她代表着现代女性对父权或男权的一种抵制态度。因此，尽管在宏观政治层面上有足够的理由来拒绝她，但是在微观政治层面上来说这样做就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一来，会流失很多选票。费斯克特别反对法兰克福学派那种危言耸听的理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真正达到控制大众思维和意识的目的的。他举了一个“西尔斯大厦”的例子来说明。另外，他也反对那种认为掌握了技术就可以随意操纵大众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当然可以被解读成支配性的或压制性的，但是这样一来，它也就会走向自我毁灭。如果联系到前段时间在我国上演的“3Q”大战，应该说，费斯克的理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3Q”大战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损失。费斯克有时候用“游击队员”来称呼大众，实质上，现代大众比“游击队员”更具有进攻性，因为它是无形而且整体作战。因此，费斯克说，“大众文化政治在微观层面上比在宏观层面上要更有效且明显得多。”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把大众从宏观视角下解脱出来，大众的真正形象也就必然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因为，只有通过日常生活的分析和批判才能理解大众和大众文化的微观政治效益。费斯克坚决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路线，但同时也反对伯明翰学派那种把大众沉沦于日常生活的做法。在他看来，大众的日常生活始终是跟政治斗争相联系的，这里进行着极为激烈的战争，因此，任何一个人如果真正想从事政治斗争都不应忽略大众的日常生活。费斯克说，“大众的日常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相互矛盾的利益不断得以协商和竞争的空间之所在。”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消费（包括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不仅仅是获得生活资源，同时也是区分和建构不同主体的重要标志。费斯克说，“当商品为老板们效力完毕后，它从资本主义的战略中撤身出来，开始成为日常生活文化的资源。”因此，消费本身变了生产，并由此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反抗。费斯克把大众形象定义为日常生活者具有双重用义：第一，他希望为大众和大众文化获得一个更广泛的同时又是合法的反抗空间；第二，他已经认识到从意义和符号本身来进行反抗必定会虚弱无力，要突破这种局限性就必须重新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在日常生活行为特别是消费行为中真切地把握到大众反抗的原动力。
三、费斯克大众形象的“缺失”
不可否认，无论是文化反抗者，还是日常生活者，费斯克的大众形象定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并非是假想的凌空构想。正像在生产体系中一样，随着资本控制的加剧，反资本的因素必然也会加剧。在文化系统中也是如此。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反抗因素，费斯克则力图在资本主义文化系统中发现反抗因素。这一理论探索本身极富开拓性。但是由于费斯克对这些反抗因素的把握并不是基于生产关系作出的，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在理解和把握大众形象时出现某些“缺失”，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费斯克大众形象虽然赋予了大众以“话语权”，并且这种“话语权”通过大众文化确实可以部分实现出来，但是对于大众来说，或者说对于广大的“从属者”来说，并不仅仅只为“讨个说法”而满足。因此，大众对大众文化的诉求并不是停留在意义或符号之上。
第二，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只注意到了大众形象积极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它的消极的一面。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