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目前面临各种障碍，不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需要从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市场等方面予以完善，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
论文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土地是中国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农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的核心。构建良好农村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以此来促进农村土地要素在法律范围内的合理流动，从而达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但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极不完善，加上规范的农村土地市场尚未形成，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不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必须尽快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
一、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过于笼统而简单，未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其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导致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过程中面临各种障碍、出现各种问题。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对土地产权主体虚置。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属农村集体所有。”这里的“集体”是指全体农民集体,但“集体”这个泛指的概念无法落实到个人，实践中自然会出现集体的代言者。目前，在农村土地的使用管理上，这个代言者往往为县(镇)、村、村民小组三级组织交叉担任，并未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农民集体组织，由此导致了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我国农村集体同时扮演着土地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双重角色，其职责规定不明确。由于土地产权关系混乱，导致各方的权责利不明确，使得各利益主体行为极不规范、利益分配也不合理，因此土地制度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二）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对土地流转方式规定模糊。
《物权法》第133条：“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49条：“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以上规定存在以下模糊之处：
第一、关于抵押方式规定和“其他方式流转”规定不明确。我国《担保法》规定承包人依法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并经发包方同抵押的，可以抵押。但是由此可以推理出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能抵押的。此种规定很不合理，目前很多动产、不动产所蕴含的动态价值已经超过其静态价值，如果这些财产不能抵押，其经济效用就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目前农民可以作为抵押的其他财产有限，导致农民贷款、融资很困难。既然我国法律已允许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就应该允许其可以进行抵押，这也符合担保法的原理。另外，对于农地的“其他方式流转”规定不明确，“其他方式”到底是何种方式，是否可以任意创造，规定非常含糊。如果没有法律和政策上的明确指引，很多农户对土地流转可能性无法判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就无法顺利进行。 第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第1款在实践中难以落实。该规定指出：“耕地或草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明确为“继承”，对“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法律却规定能够继承，同一权利因客体不同而赋予不同的法律后果，容易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法律应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继承的方式流转。否则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一旦家庭成员全部死亡，最后一个死亡的成员应当按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承包收益，但继承人不能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地由发包方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如果承包方家庭最后一位成员死前将耕地或草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出租或入股）给继承人之外的其他农户，《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规定的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土地的规定就会落空。如果规定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可以依法继承，避免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更有利于提高承包方在农村承包地上投入的积极性和信心。
（三）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中介机构效率不高。
我国目前的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中介服务机制没有专门规定，实践中对某些地方新生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机构，老百姓仍持观望态度。比如2008年成立的重庆市渝北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管理中心”，旨在对渝北区可流转土地进行整理、登记、汇总，进而发布土地流转信息。开张不久即引来了周边地区农民的关注，但多数都没有实际开展业务。从市场经济的需求而言，市场中介服务体制是市场本身形成的必要条件。土地经营权流转涉及到多个主体，即所有权主体、承包权主体、使用权主体的经济利益，复杂的转让程序要求有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为之服务，如资产评估机构、委托代理机构、法律咨询机构、土地投资机构、土地融资机构和土地保险机构等。这需要利用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因素，构建一个包括土地供应、使用、收益、权责、服务五项机制在内的科学完备的调控体系。
（四）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限制性规定过于严格。
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和范围进行严格限制。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互换要求是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之间进行；转让要求受让方只能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且转让方必须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入股限定在承包方之间；转包限定在本集体组织内部等中国论文下载中心。这些限制性的规定使得“农民退出土地的成本非常高”，导致一些缺乏经营能力而又想退出的农民可能被禁锢在土地上，而一些富有管理经验、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组织和个人无法进入农地从事生产经营，使得土地的利用率和农户的种地积极性受到极大影响农业论文，农业的市场化和规模化进展缓慢。
（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登记管理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的农村土地登记制度一直处于薄弱和被忽视的状态，，大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签订以后，根本就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我国对不动产的变动采取登记生效主义，但《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登记对抗主义，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因此加强土地权属管理是解决农村长期存在的土地问题的关键。
（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侵权现象严重。
我国当前的农村土地市场没有完备的地价评估体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价格的估算缺乏相应的参考标准，农村土地市场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尚未形成，缺乏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和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从而导致土地市场供求失衡。以上因素导致农民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问题较为突出。比如有些地方为了降低开发成本和便于招商引资，借土地流转为名，强迫农民长期低价出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些地方随意调整承包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与民争利。
二、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建议
（一）制定颁布《农地产权法》以明确土地产权主体。
土地产权明确是交易的前提，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就会导致物质交换法律关系的混乱，农民的合法权益易受到侵害。 这需要统一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取消乡（镇）、村以及村民小组三级所有的分化现象。具体做法是确立村民委员会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代表。因为村民委员会是农民民主选举产生的基层组织，具有较高的威信，能够代表农民的共同意愿独立行使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最适宜充当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
（二）鼓励承包经营权人采取多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首先，要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农地抵押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物权人对其权利在效力上具有可处分，法律应当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抵押权；其次，要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继承的方式进行流转。从保护耕地、鼓励承包人对土地持续投入以及促进农业稳定发展的角度，允许其继承人继续承包利大于弊。为平衡农户间的利益及农村集体的利益，可以采取继承人与发包人签订新的合同方式，适当增加新承包人的义务。如果继承人均为非务农人口，除非该继承人自此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其他人；第三，对其他流转方式可予以一定的明确。我国法律还应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采取多种方式流转，如入股、出典、委托转包、家庭联产承包合作经营、交付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他人代耕代种等等。
（三）取消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不合理限制。
从法律角度来看，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不合理限制与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属性不相吻合，其实质是对农民行使土地权利的一种干预。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及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农民的就业途径更为广阔，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日趋松散，依赖土地而生存的现象将越来越少。因此，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做如此严格的限制完全没有必要。建议取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不合理限制，尤其是废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须经发包人同意的规定，从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四）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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