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 “正如马克思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将宗教观念视为人类社会的真正问题一样,哈贝马斯将系统扭曲的交往和一般共识的障碍视为影响社会的真正问题。所以,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的批判仍然适用于批判哈贝马斯,那就是,他忘了,他决不是在与现实世界进行抗争。因而,交往理性指导下的意识形态超越之径,也只能是云中漫步了。”[11]
可见,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方向的转变,但这种转变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渐离现实革命,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可以说是继马克思之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做出的较为彻底的批判,因其批判的方法和内容乃至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很多西方学者都将之视为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说,前者是建立在对后者的误读基础之上的。“从逻辑进程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质上是逐渐远离现实革命的学术慰藉。”[12]
综上所述,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因此,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变化源于意识形态研究基础的转换,但是,笔者认为,意识形态研究基础的转换却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发展变化的“应激反应”,即西方意识形态批判始终都没有走出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命题,其演变过程呈现出意识形态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现实的不断变化而转换方向。所以,抓住这条规律不仅能使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西方意识形态研究,丰富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而且能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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