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指出：“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14]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15]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他认为：“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对实践加以指导。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同时，实际工作要有理论的指导，才不会盲目乱撞。”[16]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则必须坚持调查研究。他早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就高度强调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前委应指定专人去做，这个工作做的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17]
其次，他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强调：“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18]在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他更加强调：“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19]在周恩来看来，要做到在实际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一方面要注意向群众学习，另一方面还必须教育群众。他指出，一定要“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20]“要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分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21]他强调，党不能脱离群众，“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但是，又不能盲目地追随群众，“尾巴主义，随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22]
第三，他强调要在党内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五四”时期，周恩来在天津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时，就把“批评同受批评的精神”确定为成员必备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一直强调“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他告诫犯了错误的同志：“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想通了这一点，还有什么错误不能在党的面前承认和改悔呢？”[23]他指出：“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时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24]他还提倡要严于解剖自己，认真开展自我批评。他认为，犯了错误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25]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作自我批评：“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26]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中共“七大”上，他对自己在长江局期间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和三届政协三次会议上，他公开承认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而主要责任在中共中央，同时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代表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周恩来襟怀坦白的高贵品质，使其成为在党内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楷模，集中地体现了共产党人在作风上的先进性。
四、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保持党性修养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获得，使其能够更好地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同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保持其人民公仆的本色，成为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集中体现。
周恩来在建国后很快就注意到并严肃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突出地强调要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自觉的党性修养教育，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他提出，党员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以此作为自觉进行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
一是“思想关”。他提出：“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27]他强调指出：“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28]
二是“政治关”。他指出：“不要以为我们是干革命的，立场就一定是稳的。立场是抽象的，要在具体斗争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场站得稳不稳。”“同时还要看我们的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看我们的党性。”他把立场问题作为“政治关”的首要问题加以强调，要求“我们要认真对待立场问题，过好政治关。”[29]
三是“社会关”，他认为：“中国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胆子更重。”[30]因此，他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注意改造自己的思想世界。他尤其强调，过社会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就会消除的，改造是长期的。……你在这个地方过好了社会关，换一个环境，那个地方的旧势力、旧习惯又影响你。……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要有长期奋斗的决心。”[31]
四是“亲属关”。周恩来尖锐地指出：“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看来影响你。”他特别指出了干部子弟的问题，要求领导干部“应该作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32]他自己在这一方面以身作则，给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五是“生活关”。在物质生活方面，周恩来指出：“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们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33]在精神生活方面，他提出：“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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