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此之外，惨遭破坏者还有如下几所大学：复旦大学自被日军占据后，所有器物悉被捣毁；建筑物如简公式、子彬院、女生宿舍、卫生处等均遭摧毁；图书馆所藏之巨值书籍，尽成灰烬。暨南大学于2月5日遭九架敌机轰炸，科学馆之东南角中弹；随后日军进占真如，该校则成为其驻兵之地，窗户校具，以为薪火，衣物书籍，尽数劫去。2月10日下午，日军冲入持志学院，先用机枪向门警扫射，随后纵火焚烧，其新建的可容千余人的四层楼宿舍、二层楼教室，以及大礼堂、图书馆、膳厅、标本仪器室、原动室水塔等，全部毁于一炬，仅图书馆的损失已在14万元以上。此外，上海法学院、立达学园、文化学院第二院、东南女子体育学院、艺术专科学校、两江体育专科学校、南洋高等商科学校等，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一二八期间，上海的中小学校也同样遭到了日军的狂轰滥炸。例如沪北中学，其校舍全部焚毁；市北中学，其直接损失——如校舍、图书、仪器之类，计213000余元，间接损失——如师生的财物，约7600余元[8]；南翔公学，其图书则被全部堆积于广场之上，悉举火焚之……
位于北四川路上的中华学艺社，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学术团体之一。一二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即会同一批浪人冲入该社，大肆搜查，捣毁什物，并将大门用海军司令部的封条封死。2月22日，又纵火将该社焚毁，其所藏约值20余万元的专门图书和约值10万余元的社员图书均毁之一炬。此外，“该社秘书、社会教育专家马宗荣氏，十数年所搜集之社会教育专门书籍千余册，及社员著作稿件均成灰烬，诚我国文化上又一大损失矣”[9]。市立吴淞民众阅书报室，是1930年上海市教育局为推行社会教育运动而设立的一座传播大众文化的场所，在炮火中房屋已全毁，仅余残壁，室内器物，无一留存……一二八战火中，仅闸北一地遭到破坏的社会教育机构就有八处之多。
这场战火使上海地区教育事业遭受的损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市约有二分之一的大学、四分之一的中学、十分之一的小学受到炮火的摧残和日军的蓄意破坏。其具体数字如下：[10]
| 学校等别 |
被灾学校数 |
全市学校总数 |
被灾学校比例 |
| 初等学校 |
81 |
774 |
10% |
| 中等学校 |
30 |
125 |
24% |
| 高等学校 |
16 |
33 |
50% |
| 合 计 |
127 |
932 |
13% |
（注：此数字不包括租界内的学校。）
这些学校所遭到的破坏，很多是毁灭性的。如国立上海商学院，直接损失达878000元；国立劳动大学，损失资产总额为621992元；中大医学院，其损失的资产总额为556600元；持志学院，直接损失为524800元……[11]
第二，被灾学校的损失在全市学校的资产总额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12]
| 学校等别 |
被灾学校 资产损失 |
全市学校 资产总数 |
被灾学校资产 损失占全市之百分比 |
| 初等学校 |
293148元 |
6188881元 |
5% |
| 中等学校 |
1866703元 |
13244860元 |
24% |
| 高等学校 |
8617575元 |
13377529元 |
66% |
| 合 计 |
10777426元 |
32811280元 |
32%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高等学校受到的损失最为严重，这些学校大都为历史悠久、设施完善、声誉卓著的著名学府，如国立劳动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大医学院、上海法学院等等。它们的被难，于短时间内难以恢复，有些学校不得不被迫解散。
第三，导致学生失学、教师失业的情况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因战争的影响（包括直接的与间接的），小学、中学与大学的学生失学率分别为65％、53％和53％，其平均比例则高达62％。至于教师的失业率，则与被灾学校的数目成同步发展，它们于小学、中学和大学中分别为27％、24％和22％。
一二八事变中，上海地区教育事业所遭到的损失，其有形的资产可以统计，还有许多是无法以价值来估算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上海的教学与科研秩序，几乎使其教育事业陷于停顿。日军的这一行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未来与希望。
三 破坏生存环境，蹂躏文化人的生活
五四以来，上海逐渐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这里不仅集中着大批的文化设施，同时也汇集了大批的文化之士。然而，一二八的炮火彻底地毁掉了他们原有的生活环境，也残酷地毁掉了他们毕生的心血。王礼锡在日记中记载了1月29日的情形：“日本五六架飞机，都集中在闸北掷弹，飞得非常之低。打一个旋，掷一个弹，起一阵火；打一个旋，掷一个弹，起一阵火。整个闸北已成了火窟，火焰与黑烟弥漫了半个天空。”[13]在当年的战地记者的笔下，闸北最终成为这样一副景象：“从前的高楼大厦，现在都变成了断臂残垣。一种凄凉的情形，惨不忍睹，好像到了罗马的废墟一样。”[14]
一二八事变对居住在上海的文化人的伤害是巨大的，这种伤害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物质生活的破坏。
上海的文化人士许多居住在闸北一带，一二八事变中其住所成了日机的轰炸目标，他们中的许多人则成了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叶圣陶家中是这样一派惨状：“家里瓦砾满地，住房中了许多炮弹片，大门和前楼、三层楼房的门窗都被轰倒坍了。房屋空荡荡的坦露着，墙壁天花板上的粉饰也都震落下来，家俱全毁了，衣架上的衣服留有烧焦的子弹孔，书籍埋在灰屑里……”[15]巴金遭遇的是这样一副景象：“到处是瓦砾，大部分的房屋都只剩下空架子，里面全是空洞……我认不出哪里是我曾经进去过的饭馆，哪里是我常常看见的店铺，哪里又是我的一些朋友们居住的地方……瓦砾中躺着好几具焦黑的尸体，身子那样小，而且蜷曲着，完全没有了人的样子。”[16]该时就连鲁迅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寓所，向租界逃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着：“1月29日，晴。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1月30日，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2月6日，旧历元旦。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科技论文。”[17]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详细地道出了自己与三弟周建人所受到的损失：“……19日回寓，见寓中窗户，亦被炸弹碎片穿破四处，震碎之玻璃，有十一块之多。当时虽有友人代为照管，但究不能日夜驻守，故衣服什物，已有被窃去者，……老三旧寓，则被炸毁小半，门窗多粉碎，但老三之物，则除木器颇被炸破之外，衣服尚无大损，不过房子已不能住，所以他搬到法租界去了。”[18]
第二，文化生活的破坏。
文化人最珍惜的是书籍，是手稿，战争却使他们沉痛地失去了这些精神的支柱。在王礼锡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些文化人的惨痛损失：“最糟的是傅东华，单只散失了书，因为他把行李搬出来时，有一箱沉沉的书是费了半生精力搜集的英文文学批评的材料，两个搬运夫抬不动，因此被误会为是什么财宝被流氓抢走了。书是文人最宝贵的财产，丧失了书比丧失了什么还不幸。郑振铎的住宅也在危险区域，他的最珍贵的书虽已搬赴北平，而次要的书则全部葬送在灰烬中。任曙在夜间踉跄地跑来敲门，非常颓丧地说他的《中国经济研究》的材料已全部毁灭。为《读书杂志》写的一篇文字也在毁灭之中。科技论文。仅剩得只身脱险。”[19]至于王礼锡自己，则无不痛心地喟叹:“我家十代以来，他无遗产，只有三楼藏书，是最珍贵的东西。就我自己所廉价买得之殿版明版配合之二十四史，自己用了不少的功夫，满纸丹铅的代价，支付过自己幼年的精力。尤可惜的，是曾祖父在史馆中留存的残稿，祖父独学无偶地研究科学所得的一部分——《自得山房算草》，这一切与人无忤的东西，一概付之‘红’火！”[20]闸北大火中，巴金的中篇小说《新生》与《小说月报》社一同化为灰烬。卢天白当时只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名普通职员，他亦同样地感受到了文化生活的毁灭：“我在馆四年中除工作而外，借读图籍，日以为常。我所获得这精神食粮的营养的帮助，其利益影响，较之每月工资所得利益，奚啻百倍。我在工余阅读零零碎碎笔记本子，放在所内办公室台子抽斗内，也和馆中文物一阵化为灰烬。”[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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