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企业年金替代率研究*_敏感性分析

当前我国的退休年龄规定为男职工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其平均值在57岁左右。故取平均退休年龄为57岁。

4.生存概率

本文模型中采用《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 (2000~2003年)》中给出的生存概率。新表中没有男女混合表，故男表、女表各取权重50%计算了男女混合的生存概率。参照邓大松教授的方法：以退休期以57岁时生存概率作为先验概率；以58到105岁(θ=105)逐年生存概率的平均变化作为基本变化率，对退休期生存概率减去基本变化率的差做一个指数变化(生存资料服从指数分布,其变化亦为指数变化)；按贝叶斯条件概率公式，调整后退休期生存概率为：

=0.996173（0.996173-0.020754）

5. 缴费率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规定敏感性分析，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企业缴费的列支渠道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职工个人缴费可以由企业从职工个人工资中代扣；企业年金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12，即有8.33％的列支优惠；公司和员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公司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6，即16.67%[④]。为计算方便，我们取1/12和1/6的均值，即12.5%为预测期的企业年金缴费率。

6.投资收益率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第47条对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方向和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投资银行活期存款等流动性产品及货币市场基金的比例，不低于基金净资产的20％；投资固定收益类产品不高于基金净资产的50％，其中国债不低于20％；投资股票等权益类产品不高于基金净资产的30％。其中，投资股票的比例不高于基金净资产的20％。稳健是企业年金投资的首要原则，购买国债是我国企业年金基金目前最主要的投资方式。货币市场基金也主要投资于银行定期存款、国债、商业票据等短期货币市场工具。股票投资占比小，其收益波动大。所以，长期年金投资收益主要来自国债收益。企业年金计划是一项长期计划，要使企业年金资产和负债达到持续期匹配，那么企业年金投资也然是长期国债投资组合，其投资收益率是长期国债投资收益率。在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央行和财政部努力把国债收益率作为市场基准利率培育。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CHIBOR)是我国货币市场上的市场化利率。所以我们以未来我国市场化利率作为投资收益率。

名义利率和CPI是宏观调控的两个重要变量，如果名义利率低于CPI，实际汇率则为负值；CPI过高，则会考虑提高利率给经济降温。利率的周期变化不得不考虑CPI因素。如果要估算我国未来利率走势，则需要对我国以往利率的周期性趋势变化进行研究。我们采用马尔科夫三状态区制转移模型（Three-State Markov-Switching Model,MS3 model）研究了我国实际利率的周期性状态变化（Garcia, Rene& Perron, Pierre;1996）。MS3模型以1999年7月-2010年4月我国银行间三个月拆借利率之年化利率和各月CPI指数为数据对象。

图1：中国实际汇率的实际值与MS3模型预测值（单位 %）

注释：实际值为我国1999年7月-2010年4月实际利率的月度变化，预测值为MS3模型的拟合值。

由图1看出，我国实际利率出现过低、中、高三种持续状态，低实际利率状态的均值为0.75%，平均持续期约为11个月，中实际利率状态的均值为1.86%，平均持续期约为42个月，高实际利率状态的均值为4.41，平均持续期约为20个月。总体以中、高利率状态为主，由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通缩，实际利率走上高位，随后的降低名义利率的经济刺激计划，实际利率又进入中等状态。历史上我国实际利率大部分时期处于中等状态，而且目前也处于这种状态，3%是我国近几年的通胀控制目标CPI，因此，预测的我国名义利率为中等状态实际利率均值加上3%，即为4.86%。银行存款和国债是我国年金基金的主要投资种类，国债收益率是市场基准利率的方向，所以预计的收益率为此数值。

7. 贴现因子

贴现因子(discount factor)，也称折现系数、折现参数。如果计划以国债投资对企业年金负债（企业年金待遇给付额）进行筹资，那么企业年金给付现金流的贴现因子就根据国债到期收益率进行折算，即贴现因子= 。表1为各设置参数的值：

表1 企业年金现金流平衡模型的参数设置

三、企业年金替代率测算及其敏感性检验分析

把第二部分的参数带入企业年金现金流平衡模型，应用MATLAB编程计算的替代率为24.58%。刘昌平教授在2005年的研究中把企业缴费率设置为1/6，达到了公司和员工个人缴费合计的上限，他计算的企业年金替代率为26.46%。多数企业难以超过国家规定的上限，按缴费率上限计算的企业年金替代率替代率有所高估。

以下通过计算α、β、c、 i、g这5个参数的微小变动对企业年金替代率变动的影响程度，得出敏感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 α、g与替代率r呈反方向变动, β、c、 i与r呈正方向变动，其中i的敏感性最强，即i每变动1个百分点, r将正向变动1.15个百分点，其余依次是β、c、g、α，最弱是α。

表2 企业年金替代率敏感性检验结果

注释：Δα/α表示开始工作年龄增加1岁，相对于基值18岁，增加了5.56%；Δc/c

表示缴费率提供1%，相对于基值12.5%，增加了8.00%。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敏感性分析，开始工作年龄α有逐渐提高的趋势。随着开始工作年龄的提高，积累时期缩短，有降低企业年金工资替代率的作用，但目标工资替代率对α的敏感性很弱。工资率增长1%，会使企业年金替代率下降1.12%，这种较强的敏感性意味着，工资增长率上升对职工退休后生活水准的维持有不利影响。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一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温家宝还指出，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方针，加快形成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要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那么提高总体工资增长率将是我国未来宏观经济目标之一。目前实行企业年金的多为国有垄断企业，要缩小不同所有制职工收入差距，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鼓励非国有中小企业加入集合企业年金。中国民生银行、太平养老保险公司、招商银行等机构都已推出各自的中小企业年金产品。从控制垄断行业工资增长率角度看，工资增长须放缓；而从提高中小企业工资水平的角度看，工资增长率将进一步有上升的空间；未来总的工资增长率情况将取决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投资收益率i敏感性最强，但从图1的状态结构看，长期债券投资收益率一般不会超过5%，具有套利投机性质的远期收益率也几乎不超过6%，对于进一步提高企业年金工资替代率作用有限。缴费率c提高1%，企业年金替代率r接近增加1%。通过提高缴费率以提高企业年金替代率，其效果是比较直接而显著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于2004年5月1日开始施行。此后，部分省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各自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比例，到2007年10月，我国共有19个省通过了税收优惠政策，税前列支比例从3％-12.5％不等，税收优惠的政策比较分散，出台税优的法规级别不一。这种层次参差不齐的税优措施因为缺少一定的权威性，无法有效地激励年金市场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发展和职工的福利待遇[⑤]，实际情况是不少企业已经选择观望并减少企业缴费。出台高行政级别、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对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

延长退休年龄1%，可以增加企业年金替代率1.07%，r对β有很强的敏感性。2007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中国养老保险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中提出，应当在规范现有退休年龄的基础上，以2040年实现男女同龄65岁退休为基本目标，进行倒逼式的制度安排，女先男后，小步渐进，逐步延长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根据我们的模型，如果退休年龄提高到65年，那么替代率将从24.58%增加到28.30%。国际上普遍实行随着人口寿命延长而不断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如美国67岁，英国、新西兰、比利时65岁，匈牙利62岁（刘昌平，2005）。目前提高退休年龄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就业压力过大。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2010年3月1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举措，目前条件尚不成熟。蔡昉认为，当前处于退休年龄者与大学毕业生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和14年，延长退休年龄，前者并无竞争力，很可能处于既找不到工作、又得不到社会保障的尴尬与无助状态。因此，应在未来择机采取小步渐进方式延长退休年龄[⑥]。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对中国人口发展的预测》的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30年达到10.09亿的峰值，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将在20年后结束。根据《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的预测(2000年)》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从2025年的19.5%一直持续上升到2050年的29.9%；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从2035年的19.0%一直持续上升到2050年的22.7%。也就是说在未来20年，我国既仍然面临巨大就业压力敏感性分析，又面临人口日益老龄化的持续挑战；而在2030年后，“人口红利”将变成“人口负债”。随着“人口红利之窗”逐渐关闭，社会抚养比会不断提高，生产性人口比例也将下降，这些都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如果延长退休年龄，可以降低抚养负担，但日益“老化”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下降会带来投资收益率i和工作增长率g的下降，g与替代率r呈反方向变动, i与r呈正方向变动，替代率对这两个参数都有很强的敏感性。那么，在社会日益老龄化的背景下，延长退休年龄会使增加替代率；而工资率下降会使替代率上升，投资收益率下降会使替代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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