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分析_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

论文导读:：还是我国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在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方面。
论文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
 

自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2008年底，我国政府为刺激经济提出投放4万亿资金扩大内需的政策，而实际上，2009年各商业银行却放出了9.6万亿的信贷资金,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流通领域中真的需要这么多的资金，还是我国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并且这么多的信贷资金投出去后会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多大的刺激作用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自货币产生以来，人们对货币问题（包括货币供给的性质）的讨论就未曾停止过。在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方面，马克思早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有论述，马克思在他的货币流通公式中认为，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流通中所需要的最适合的货币量是由流通中商品的价格总额和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决定的，即：执行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速度[①]。马克思具体是这样论述的，“因为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币作为物体彼此对立着，商品在卖的一极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货币在买的一极，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价格总额决定了。事实上，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的。”[②]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货币供应量是有一定的内生性。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托宾认为，货币供给量作为内生变量主要是由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决定的，而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取决于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变量，中央银行不可能有效地限制银行和企业的支出^[1]，更不能支配银行和企业的行动，所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认为，货币供给依赖于由收入水平支配的需求，货币当局只能控制利率，对货币供给并没有控制能力。卡尔多进一步支出，“在任何时候，或在一切时候，货币存量将由需求决定，而利息率则由中央银行决定。”[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卡尔多认为货币供给也是内生的。

自1984年我国建立二级银行体制以来，我国学者对货币供给的性质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谢平和俞乔（1996）^[2]分析了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和总准备金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由货币需求影响和决定的杂志铺。万解秋和徐涛（2001）^[3]从货币乘数的角度出发，认为银行和居民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的反应改变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控制能力，从而使货币供给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孙伯银（2003）^[4]通过一系列分析认为，1997年以前中国的货币供给是以政治内生性为主的，而1997年之后则是以市场内生性为主的。

二、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分析

（一）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分析

根据现代货币供应理论，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为：M=B*K（M表示货币供应量，B表示基础货币，K表示货币乘数），即货币供给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因素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且具有同方向变化的关系。一般来说，货币当局能够完全控制基础货币，但由表1可知，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忽快忽慢，很不稳定。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再贷款，二是外汇占款。

1、再贷款与再贴现贷款

我国中央银行的再贷款额度等于货币发行量和存款准备金之和，1995年以前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占央行总资产的60%。当商业银行普遍要求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或再贴现贷款时，中央银行为了防止经济衰退，不得不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种“倒逼机制”使得我国货币供给初现内生性^[5]。其次由于我国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企业缺乏契约观念，商业票据还没有普及，没能形成一个发育成熟的票据贴现市场，所以我国再贴现业务发展十分缓慢。因此，央行再贴现贷款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比重很低，使得基础货币的调控作用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表1 1993-2008年中国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变动表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9)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外汇占款

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传导机理可以表述为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近年来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巨额外资流入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而我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因“管制有余而浮动不足”，实质可以看作是一种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为了保持汇率稳定, 中央银行必须大量购入外汇,以满足货币需求，这就迫使中央银行增加基础货币的发放，呈现出“货币发行美元化”的怪现象^[6]。这就从外汇渠道使人民币发行具有一定的刚性，这势必增强基础货币发行的内生性，削弱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动性。

综上所述,中国基础货币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中央银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基础货币，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电子货币、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肯定会越来越难。

（二）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也是央行成功控制货币供给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中央银行能够决定基础货币量的前提条件下，如果货币乘数稳定，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控基础货币准确控制货币供应量；反之亦然。货币乘数可以用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相比获得，即：

m ==

其中C为流通中的现金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D为银行存款，R1和R2分别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分子、分母同时除以D即得到^[7]：

m==

其中，c代表现金漏损率，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由此可见，货币乘数取决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因素的影响。因为中央银行决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所以，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主要受由商业银行行为决定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和由非银行企业和公众决定的现金漏损率的影响。

1、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超额准备金是指商业银行及存款性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帐户上的实际准备金超过法定准备金的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银行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一般来说，市场利率越高，出现流动性不足的可能性越小，银行能够获得流动性的渠道越多，成本越低，所愿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就越少^[8]。反之亦然。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市场利率差的高低、出现流动性的可能性以及资金的获得成本等这些复杂因素往往是中央银行难以控制的，这就必然削弱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力度。

2、现金漏损率

现金漏损率也称提现率，是指客户从银行提取或多或少的现金，从而使一部分现金流出银行系统，出现所谓的现金漏损杂志铺。现金漏损与存款总额之比称为现金漏损率。出现现金漏损会减小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现金漏损率高低与现金需求量的大小有关，现金需求量主要是受公众的流动性偏好这些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我国现金漏损率是由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行为共同决定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现金漏损率一直较高，但近十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公众的不确定预期、银行利率持续降低和金融创新等原因造成的。这些都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的，也造成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三）货币流通速度的内生性分析

图1 1993——2009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

从图1可以看出，自1993年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从货币流通速度V=GDP /M2来看，直接原因就是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快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9]。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住房体制、医疗体制以及教育体制改革尚未完成，再加上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冲击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使原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更加雪上加霜，人们对未来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预期陡然增加。出于预防性动机，人们减少当前的货币支出，持有更多的货币资产，造成实现同样的GDP规模需要更多的货币存量，促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其次，近年来，我国实行一直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利率极低，降低了货币的持有成本，增强了居民的持币待购心理，也会造成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三是由于我国的货币化进程尚未结束，大量货币被不断扩张的经济体所吸收，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货币供给的扩张效应。

三、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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