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分析框架下对经济体制转型的讨论_SCP模式

（1）经济体制→经济主体行为→经济体制结构

经济体制通常是一国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及运行方式。经济体制的转变无疑是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或者是运行方式的改变，对管理制度的改变意味着对经济主体行为约束、激励或者是规范的改变，经济主体自有的认知能力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其运用有限理性在新的博弈规则下获利，经济体制确定了经济行为主体的权利范围、利益分配原则、信息交流结构SCP模式，经济主体行为必须遵守一定经济体制下的行为规范，所以经济体制的转变必然影响经济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樊纲在1990年发表的《论改革过程》一文中提到经济体制转变往往是非帕累托最优的，体制改革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一定会有一部分人蒙受损失。对经济主体利益权利的影响必然会对经济主体行为产生影响。蒙受损失的经济主体会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而且会采取新的措施以适应新的体制环境。经济主体行为的改变使社会各经济部门资源占有比例，各个部门的投资结构和劳动力布局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经济体制结构。此处我们必须承认，经济体制对经济体制结构的影响不是严格沿着“经济体制→经济主体行为→经济体制结构”发生作用的。在特殊状况下，比如权力机构强制性的资源分配，指令性的经济体制结构改变等，这种结构改变是不需要主体行为发生作用的。从上面我们知道经济体制转变一定会对经济主体行为产生影响，而经济主体行为的改变又直接影响经济体制结构。

（2）经济主体行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结构

格雷夫用演化博弈方法分析发现博弈和制度之间是存在相关性的，即在一定博弈规则下，博弈者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和制度的内生演化进程之间是相关的。在原有的体制安排下，经济主体行为受一定的制度约束，因为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主体行为的非完全理性，制度的信息传递功能使经济主体形成合理预期，在博弈论看来形成了默认的博弈规则，但是制度安排并非是完全的，经济主体可以通过“非制度约束行为”在相互博弈中获得较高收益。制度制定者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决定了制度的非完全性，在对经济主体行为缺乏制度约束的前提下，超出平均水平的较高收益诱使更多的经济主体进入，采取同样的主体行为，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广泛发生的经济行为有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经济绩效，但是某些经济行为的广泛发生对特定经济主体利益会产生损害。施蒂格勒在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分析时认为除了政府的规制以外，其余的进入壁垒几乎不存在。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假设采取这种经济行为是没有进入壁垒的，从长期来看，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博弈会使高收益回归到平均水平，这时需要制度制定者进行权衡，对经济主体的这种行为进行约束、激励还是规范。由于经济主体行为的盲目性和自利性，不管是处于长期或者短期考虑，相应的制度安排都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建立何种制度安排我们在此不作讨论。在这里我们发现，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经济主体行为并不是绝对的在制度安排框架下进行SCP模式，这是由经济主体的基本假设（个人利益最大化，企业收益最大化）决定的。经济主体行为的变化可以引起经济体制以及体制结构的变化，在某种主体行为广泛发生时，首先会影响经济体制结构，包括上面提到的衡量指标都会发生变化，但同时会促进经济体制的转变，这种体制转变的逆向作用机制又回归到“经济体制→经济主体行为→经济体制结构”的分析框架。

（3）小结

从经济体制入手，在不同假设下，我们讨论得出经济主体行为与经济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不管经济体制是外生还是内生，经济体制结构都是由经济主体行为决定的（特殊情况下经济体制结构的外部强制力改变我们不作考虑），不同的体制安排只是对经济主体行为产生影响。

3、经济绩效决定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经济体制结构、经济主体行为和宏观经济绩效相互关联, 只是在不同的前提下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讨论经济主体行为与经济体制结构的落脚点是经济绩效。有部分学者也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经济体制转变和绩效的改进进行了研究，经济活动在经济主体之间进行，交易成本的降低依赖于制度安排的调整依赖于经济主体行为的变化。经济体制结构与经济主体行为共同决定经济绩效，经济绩效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又是经济主体行为是否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经济体制结构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论文服务。政府和私人部门都不可能具备完全信息和无限的信息处理能力,所以体制变迁和决策行为只能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进行。在这种情况下, 学习和反馈机制对于宏观经济活动至关重要。从经济主体行为，经济体制结构角度对经济绩效的分析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在这里不做赘述。

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SCP模式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国民体系尚处于落后的农业发展阶段，而实现工业化的资源严重不足、技术落后、资本积累匮乏、国际环境不利。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运用于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工业，中央政策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实行高度集中的宏观经济计划体制。 经过改革发展, 我国市场主体结构已基本实现了由单一国有经济向多元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转变。在农业方面，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普遍实行的家庭承包制, 把承包户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 从而为农民步入市场构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微观经济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水果、水产品、蔬菜、畜禽蛋奶等农产品的购销价格全面放开, 表明市场经济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与比重不断地扩大。下面我们选取五个指标（非公有制企业产值占GDP比重,固定投资比重，税收比重，就业人数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对我国经济体制结构的变化做一个衡量。

1989―2006私营企业基本情况七项指标以及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统计表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税务年鉴（1994―2006）【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5―2007；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7）【M】北京: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2006,2007；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1996；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No.3【M】北京：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从上面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总产值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83%到2006年的20.20%，从业人数比重超过一半，固定投资比重比1995年上升了一倍，税收比重较1994年上升一倍，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6.14%，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

经济体制结构的转变得益于经济体制的转变，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外部力量（制度制定者）推行的，并不是由内生决定，或者说在经济体制转变初期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经济体制的转变首先影响了经济主体的行为与结构SCP模式，在上表中我们用前三个指标衡量经济主体结构和经济主体结构的变化，非公有制组织、个人的经济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参与率（户数增长率）以平均每年接近29%的速度增长，非公有制企业就业人数以平均每年大约25%的速度增长，非公有制经济体注册资金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2%。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区间增大，经济权利得到保障，更多主体参与到经济生活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产生了经济主体行为的多元化，有效的改变了经济体制结构。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体制又要受到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所以体制转型是一个主体行为与现有体制相互作用的过程。Chow ( 2002) 发现中国在1952～1978 年全要素生产率( TFP) 保持不变,而1978 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大约以每年217 %的速度增长; 1978～1998年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2 %、10 %、28 %。我们发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影响。这对中国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增长、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上与实证上的支持。

四、总结

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体制结构决定经济绩效，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又决定经济体制结构，所以在经济活动中要重视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引导，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中国政府没有追随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宏观制度先行”方法，而是通过“微观先行”的方式先提高农民和国有企业工人的激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艰难的改革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就不可磨灭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我们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培养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加强制度建设同时兼顾制度的内生原则，积极调整经济体制但不改变制度政策的稳定性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合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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