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Kuminoff基于Muth的假设，构建了一个线性计量模型来研究土地非农化的影响因素。Wasilewski和Krukowski以波兰华沙和奥尔什丁周边地区土地转为住宅用地的情况为例研究了土地非农化的影响因素。学者们认为土地非农化的基本驱动因素是人口增加、城市化、经济发展、农业用地的比较利益低等，但政府行为对于土地非农化规模和速度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土地非农化，影响因素，经济发展
1.1国外学者对土地非农化影响因素的研究
1.1.1人口增加、城市因素对土地非农化的影响
Muth是最早提出农地流转模型的经济学家，他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农地的城市流转，他的模型假设在一个类似屠能区位论模型的平原中有两个产业（农业和住宅业）进行用地竞争，在这个平原中，城市围绕着一个同心圆扩张或缩小。Muth模型表明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对决定土地在农地和城市用地间的转移方向具有重要作用。
Kuminoff基于Muth的假设，构建了一个线性计量模型来研究土地非农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的因素，如农地与城市边缘接壤长度的大小，城市人口的增长等是土地非农化的主要推动力，而农业收入低的原因并不是土地非农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政府的规划管制对于土地非农化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Tweeten使用1949—1992年的美国州级人口普查数据来模拟农地数量的变化，农地数量的变化是农户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农业人口密度以及城市人口密度的函数。实证结果表明美国土地非农化74%的原因是农业因素导致的（农业人口和人均农户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农业经济缺乏活力是农地流失的主要原因，而城市的扩张倒是其次。
1.1.2土地产权、政府管制对土地非农化的影响
Skolow研究了美国加州首府萨克拉曼多地区城市化、农地流转以及农业发展的关系，研究认为土地非农化的数量与农地保护政策紧密相关，大城市的扩张更能集约地利用土地，而各个地方政府在财政政策、土地利用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竞争使得从全州的角度来合理调控土地非农化的措施复杂化。
Diane Hite认为财产税的提高虽然减少了农地转用的总量，但却提高了高质量农地非农转用的概率。经济转型中土地产权以及地方政府自治权利扩大对于土地非农化具有重要的影响。Wasilewski 和Krukowski以波兰华沙和奥尔什丁周边地区土地转为住宅用地的情况为例研究了土地非农化的影响因素。
Kline和Alig构建了一个probit模型研究人口增长、收入水平变化、农用地价格、农用地所有权结构、土地利用法、农用地保护区、城市增长界限等因素对土地非农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设置城市增长界限对于土地非农化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建立农用地保护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土地非农化；土地利用法和农用地保护区的交互效应对土地非农化有抑制作用，但统计上不显著；土地利用法和城市增长界限的交互效应对于土地非农化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农用地的价格对土地非农化影响很小。
1.2国内学者对土地非农化影响因素研究
由于处于经济转型期，中国土地非农化的驱动因素显得更为复杂。学者们认为土地非农化的基本驱动因素是人口增加、城市化、经济发展、农业用地的比较利益低等，但政府行为对于土地非农化规模和速度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1.2.1人口增加、城市因素对土地非农化的影响
我国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高度相关，随着大量劳动力的非农化，对城市容量、交通运输及各种生产服务设施带来了巨大压力。鲁明中的计量研究表明每增加1亿元的国民生产总值，需占用耕地29.33公顷，每吸纳1万人的非农劳力需占用耕地74.27公顷。
叶嘉安利用遥感数据对东莞市城镇用地的实证研究表明，城镇用地的扩张与人口及工业产值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其中人口的因素对用地量需求所起的作用比工业产值的作用大。
龙花楼根据GTR模型研究了长江沿线样带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研究认为该地区的耕地和建设用地都有增加的趋势，模型结果表明建设用地的扩张与最近的中心城市人口、当地的城市化水平、人均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关系，与坡度和海拔呈负相关关系。
1.2.2土地产权、政府管制对土地非农化的影响
土地产权主体缺位、土地征用权滥用为特征的基本制度缺陷和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配置上的非合作博弈为特征的政府治理缺陷是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成因。
由于农地产权不明晰已经各利益主体的政治地位不同造成土地收益分配关系不尽合理（市、镇获得35%--45%的土地收益，农村集体获得20%--25%的土地收益），即市（镇）各级政府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剥夺了农民的收益权利，总体的利益分配格局对于地方政府有利，使地方政府具有通过土地非农化的手段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激励，从而促进了农地的过度非农化。科技论文。分权化改革后，地方政府具有追求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强烈愿望。求这个目标首先必须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
贾生华、张宏斌的研究认为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主体主要有地方政府、村干部和农民。目前孤傲及征用农地价格过低，在同等区位情况下，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价格相差平均10倍以上，地方政府在土地非农化过程中有比较可观的财政收入。农用地非农化过程中收入分配不透明，村干部在其中可能有灰色收入，成为推动土地征用、促进土地非农化的重要力量。农业比较利益低，在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农民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因此，地方政府、村干部和农民都有动力促进土地非农化进程。
曲福田等的研究认为，由于农地征用价格、出让价格以及市场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1:10:50），各级政府可以通过低价征用、高价出让而获取巨额收益。蔡运龙认为由于耕地非农化采用的是国家征用制度，耕地征用价格、出让价格之间的差异形成了耕地非农化中的巨大经济利益，政府凭借对土地市场的垄断获得了耕地非农化中的耕地收益的大部分，是耕地非农化供给的经济驱动；在发展地方经济名义下，以耕地换项目，通过积累政绩，进而获得“行政升级”，是耕地非农化供给的权力驱动。
1.2.3经济发展与土地非农化
杨国良认为，农业发展是土地非农化的前提，农业发展为非农产业提供了农业剩余。土地非农化实际上是农业实物剩余的一种转移，经济的增长速度决定了土地非农化的速度。鲁明中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建设用地和交通用地之间存在较为密切且都正相关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建设和交通建设占地也越多。
1992—1995年，以省级数据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与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之间的相关关系数高达0.85.在区域尺度上，Zhou依据Konagaya的GTR模型研究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他认为城市化水平、农村经济的发展、自然地理条件对于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耕地数量的变化有重要影响；在东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更大，东部地区的耕地数量将会持续快速地减少，到2025年东部地区的人均耕地数量为0.0727公顷，2025年以后东部地区的耕地减少速率将会降低。科技论文。
王万茂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个解决粮食安全与经济建设所需用的土地资源最优利用方案，即MRSAXY=MRTXY=MRSXYB,其中MRS是边际替代率，MRT是边际转换率。陈奉瑶认为，在土地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不同用途的编辑收益相等时，土地资源达到了最佳配置。科技论文。
诸培新、曲福田根据可耗竭性资源理论，构建了耕地资源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配置的最优决策模型，并通过模型的分析，提出更多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最优配置的两个条件，即1、只有当耕地非农化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才能确定社会最优耕地非农化的量；2、耕地资源保有量的编辑福利等于边际成本时，才能确定相应的最优耕地资源保有量。
在实证研究方面，尚启军提出若以耕地面积减少迟于农业劳动力减少作为判断标准，那么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严重超前，土地非农化严重过度。以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为判断标准，既有的研究认为我国的城市用地扩张具有过速的倾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