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实际汇率决定性因素—“Balassa-Samuelson假说”的扩展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分析

本文计算了分部门的价格指数以考察第二个假设，如图2所示。建筑业和其它服务部门行业的的价格自1990年以来比GDP价格上升的更快，但仍然没有贸易品部门为主的工业部门的价格指数上升得快，农业（第一产业）产业价格指数落后于其它部门。在假定中国的生产率增长高于它的贸易伙伴的条件下，它强烈支持一个同时发生的升值。

图3：中国对世界的实际汇率

数据来源：BIS--the Bank for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07)，以2000年价格为基准加权计算。

图4 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实际汇率

数据来源：UNSD ,National AccountsMain Aggregates Database。

然而，如图3、图4所示，没有这样一个升值出现，中国对世界的实际汇率自1990年以来是下降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双边汇率几乎是平的，后者是由于为稳定汇率而采取了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5年7月中国政府启动了汇率改革，名义上允许货币在每天3‰的范围内浮动，到2007年5月双边汇率累计升值6％；2007年5月21日起，浮动幅度从3‰扩大到5‰，所以如图所示2007年升值的趋势显现。这是要试图解释的难题，即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非贸易品部门价格上升了，而实际汇率并没有升值。

（三）“Balassa-Samuelson假说”的扩展

“Balassa-Samuelson假说”的关键假设确实值得怀疑，但它为我们从国际贸易、产业差别角度分析实际汇率提供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下面我们放松“Balassa-Samuelson假说”的关键性假说经济论文，以考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实际汇率有什么样的作用。

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在一些阶段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被观察到是很高的，也就是,导致并且趋向于压低实际汇率（和发达国家差距被压缩）。可以证明如下：

所有贸易品满足一价定律，即p^T=p_i^T，那么：，

也可由W = A^T p^T = A^N p^N ，W_i= A_i^T p_i^T= A_i^T p_i^N，以及p^T=p_i^T推得：

=>，那么( 3)

如果非贸易品劳动生产率提高，非贸易品价格下降。现代交通、金融、医疗和教育服务提供了相当大的生产率追赶潜力龙源期刊。无论中国服务部门的表现过去如何，最近的证据表明它在未来具有追赶的潜能，暴风雪之后，暴露了中国铁路的老化与落后，动车组在条件许可下时速可达300多公里，但目前却达不到这个水平，铁路将需要大的建设[①]。实际上近年来的在制造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由于FDI，而服务部门的FDI只在最近才开始增加，这表明服务部门生产率将会是未来中国一个主要的增长贡献。显而易见的是：生产率获得的部门分布是实际汇率的关键决定因素。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将会受到教育和训练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服务业是技术密集型的，这将推进服务部门的表现－也就是说使中国实际汇率贬值。当然，从某个角度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产业升级过程，服务业的比重应当上升，如别的国家一样，这个结构变化关系将起到贬值的作用。可以简要证明：购买力平价的价格水平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的加权平均值，即：

，

和分别表示本国和贸易伙伴国贸易物品价格的权数，分别由两国贸易品支出与总支出的比重决定；那么： (4)

假设贸易品服从一价定律（），因此将上式的分子和分母分别除去和，则：

＝>（5）

该式表明购买力平价可看作贸易品购买力平价的特例。若＝＝1，即两国全部物品是贸易品，则，贸易品购买力平价等同于购买力平价，通常和都小于1，这引起与的背离。再看实际汇率的表述：，将上面的表达式代入：

，分子和分母分别除去和： （6）

从该式看出经济论文，实际汇率取决于两国贸易品的比值和，非贸易品的比值1－和1－，以及两国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和。

资本帐户与高储蓄：实际汇率只依赖于在商品上由贸易联接起来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意味着任何支付流入（如FDI）都会增加总需求。进口供给的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比更具弹性，这种流入增加了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也因此使汇率升值。相反，流出将引起贬值。由图5显示：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有一个帐户上的扩大的净流出，所以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有一个向下的压力。为了说明，注意在资本帐户差额等于投资储蓄缺口：

（7）

图5 中国储蓄-资本缺口与外汇储备趋势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这里I是投资，S_NF（净外国储蓄）是资本流入，大约等于FDI流入，是官方外汇储备的每年增加，即资本流出。等式两边是负的，意味着资本净流出以及国内储蓄超过投资差额。一半以上的GDP是被储蓄了，并且高额的资本流出提供了强的贬值力量。高储蓄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未完成。

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流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劳动的边际产量超过农业劳动，这是由于工业资本积累更快。在城乡期望收入差异诱发下，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如果从农村流向工业的劳动力比从农村流向服务业部门（特别是建筑业）少，那么由于服务业部门劳动供给较大，就会使得工业生产率增长不会推动服务业工资和成本上升。从总量上来说，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贸易品部门工资的提高难以传导到非贸易品部门，从而不会导致实际汇率的持续升值。中国在广大农村地区拥有太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提高并未引起实际工资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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