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年代沙特资本充足时，其他阿拉伯经济也日益繁荣。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70年代沙特分别对埃及、苏丹、约旦和也门等非产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本援助，资本总额约占阿拉伯GNP总和的3.2%。而当80年代沙特石油经济紧缩时，其他阿拉伯国家经济也日益萧条。另外，大量的阿拉伯劳力在为本国赚取外汇的同时，也将石油国家的消费理念引入到了本国，但是落后的经济基础无力提供各种耐用消费品，从而加深了对沙特和其他工业国家的商品依赖，形成了所谓的“石油美元传输带国家”。[13]第三，阿拉伯非产油国家的劳力输出，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对沙特石油经济的依附。如果沙特经济“感冒”，其他阿拉伯国家必然也会跟着“伤风”。80年代初，当沙特等石油国家决定驱逐约150万的阿拉伯劳工的时候，阿拉伯劳力输出国马上就遭遇就业危机和经济紧张。[14]
二是沙特“潜父权制”地位的确立。所谓沙特的“潜父权制”地位是指70年代的沙特依靠其石油大国地位和伊斯兰盟主的影响，在主导地区经济发展和海湾国家团结，以防范共产主义扩张和新伊斯兰主义复兴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潜在领导地位。[15]沙特“潜父权制”地位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是基于阿拉伯共同的历史、语言、宗教等文化认同，沙特成为了阿拉伯国家共同的精神家园。其次是沙特为推进阿拉伯国家间的合作，做出了诸多让步和妥协，换回了其他国家对沙特的支持和拥护。1971年沙特对伊朗占领海湾三岛，即大、小通布岛、阿布·穆萨岛，表现出克制态度，换取了伊朗的好感。1974年沙特又和阿曼就布赖米绿洲争端，作出妥协；并且停止对阿曼伊玛目独立政权的支持，以缓和对阿曼的关系。第三则是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海湾国家需要加强团结，共同维护石油利益。沙特则依靠丰富的石油储量主导了OPEC温和石油政策的形成，减缓了可替代能源的开发，保证了产油国的石油收入，从而确立起石油大国的领导地位。
此外，沙特大量的资本外援，也确立起它在阿拉伯世界的“潜父权制”地位。70年代，沙特在伊斯兰普世主义影响下，通过赠款、低息贷款、慈善捐助等形式，对其他阿拉伯国家进行了大量的资本援助，凸显了沙特的领导地位。[16]1974年以后，沙特发展基金(SDF)和其他一系列外援机构的成立，更是将外援规范化、组织化，外援数额也逐年增多。1976年最多时达到24.07亿美元，成为阿拉伯地区最大、世界第五的资本外援国。而且援助的阿拉伯国家相当广泛。1975-1977年，沙特就通过SDF分别贷款给埃及13.6、110、50百万美元，以帮助埃及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并发展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弥补因“十月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创伤。1976年8月，沙特援助叙利亚75.3百万美元，用以扩建塔特斯(Taitus)和拉塔克(Latakia)港口，并维修建设军事医院和连接黎巴嫩的高速公路。1975年援助突尼斯30.3百万美元，以改建突尼斯的排水系统。1979年沙特给约旦提供22.9百万美元，用以建设阿卡巴(Aqaba)港口和南方的希贾兹(Hijaz)铁路。并加大对约旦农业发展的援助。1975年沙特曾提供28.2百万美元的贷款，以修建阿拉赫(Al-Rahd)灌溉系统。1976年再次提供36百万美元，以建设苏丹港口和卡萨拉(Kasala)公路。并且沙特推行软贷款政策，即贷款期限长达20年，3%的低利息和5年的缓和期。1977年，沙特又对阿曼和摩洛哥分别贷款48.1和100.4百万美元，用以帮助他们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除此经济发展援助外，沙特还对其他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慈善捐助。1978年沙特对伊朗塔巴斯地区的地震灾民，提供了36百万美元的捐助。同年又对苏丹洪灾灾民援助2.9百万美元。1979年沙特又对北也门因进口高价原油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大量的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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