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中介组织的存在可以降低风险投资企业与寻求风险投资的创新企业、与风险投资的潜在合作者、与接替风险投资的普通投资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风险投资的运行效率。这些中介组织包括提供技术支持的公司、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财经公关公司、券商等。它包括技术鉴定、技术支持机构和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也包括通过独立公正的提供信息，从而连接风险投资家和普通投资者，使创业板市场的投资者做出有利的选择，完成风险投资的退出的如券商和法律服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由于相关专业人才的缺乏人才，法律对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监督和制裁经常处于缺位状态，以及我国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和政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风险投资中介组织很不发达。例如当前，我国券商、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机构为了获得更多的承销费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夸大创新企业的盈利，提供假信息的事件层出不穷，这就伤害了创业板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心。所有这些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制度基础我们仍不具备，需要我们弥补在这些方面的缺陷。
（二）第二个本质特点的实践印证、启示
由于风险资本具有的第二个本质特征所体现出来的高人力资本性质，所以必须由市场配置评价人力资本资源，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吸引高水平的风险投资人才不断进入风险资本家行列。这就要求风险资本的人力资源配置具有最少的外部干预性质，完全由市场决定谁优谁劣。
政府必须正视风险投资的这种高人力资本性质要求。美国曾经有过这一方面的的教训。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中小企业法案，其目的是通过政府设立政府风险投资资金引导带动民间资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只要选定的项目符合政府的标准，每投资1美元即可得到4美元的政府低息优惠贷款。在此政策激励下到1962年，政府管理的风险投资公司占整个投资的75%。但是，这种政府提供风险贷款做法并不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规律。首先政府提供4倍于私人投资规模的贷款，由政府决定应该向什么项目投资表明投资的主体已经是政府。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取得贷款后由于风险投资的风险大、投资周期长，许多投资人和管理者并没有真正用于支持创新者创业，而是以高利率贷给工商企业以稳赚利率差。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由于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又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难以培养和吸引高素质的投资管理者，从而因管理不善造成亏损。到1967年，共有237家中小企业出现问题，但政府还坚持认为这是监管不够所致，而不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因而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立法，赋予中小企业管理局以更大的执法和监督权，加强对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的审计和监管。但这些措施并未能挽救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衰落，1978年这些公司管理的资产只占全美资产总额的21%。到1989年则降至只占1%。这种按“政府意志”兴办的风险投资公司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2001年，政府投入占风险投资65%，但我国风险投资对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生产的贡献仅为2.3%。这一切证明了一方面政府不能介入风险投资的直接管理，另一方面表明风险资本家作为一种企业家人才，应在市场中优胜劣汰，大浪淘沙，不应由政府行政任命产生。
其实风险投资公司是由一批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运营，不仅政府不能参与，其他任何不具有这一领域特殊才能的个人和组织也不宜直接参与。因此风险投资公司不以一般公司组织形式设立。最适宜它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在这两种制度中，一般投资者（无论其出资份额多大）都不参与风险投资公司的直接运营，只因为是资金的投入者具有利润分配权和一定期限的投资参与和撤回权力。在这两种组织形式里，由风险资本家（有限合伙制里的一般合伙人和信托机构里的信托基金管理者）管理日常事务。而美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表明，有限合伙制里对普通合伙人的激励约束机制更为有效。一方面是巨大的利润分配刺激，（普通合伙人出资一般占风险资本总额的1%左右，盈利后一般可获20%左右的利润分配。）另一方面是日常投资管理开支的严格限制和亏损后的无限清偿责任。在强有力的激励和约束压力下，经营业绩差的因难以取得投资者的信任而自动退出，经营业绩好的风险资本家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更易筹集到风险资本。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不断优胜劣汰，另一方面不断吸引高素质的普通合伙人。
由于风险投资一方面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政府予以扶持，另一方面却拒绝任何外来的对其经营活动的影响。政府只能为其建立一整套的支持制度。联系我国风险投资发展初期必需政府出资引导的实际，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容易理解我国风险投资学界共识：政府在风险投资的作用定位应是“引导而不干涉，支持而不控股”。当前我国也已经立法允许以有限合伙的方式成立企业，但是当前我国缺乏合格的普通合伙人，而且当前我国的信用体制和法律效力是否能支撑有限合伙制这一企业组织形式尚待观察。
目前最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制度环境还不具备。完善的法律保障和信用制度、独立而公正有效地为风险投资发展提供服务的中介结构、甄别风险资本家的有效率的人才市场，这些都是我国当前所欠缺的，需要我国政府抓紧改革的步伐，为风险投资发展铺垫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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