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较为完备的法律政策体系。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国家单行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在内的一整套促进性别平等、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此外，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对中国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200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明确写入法律。可以说，较为完备的法律政策体系为社会性别预算的实施奠定了法制基础。
4、相对健全的组织机构平台。性别平等的国家机构是推动性别平等和社会性别预算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1990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成立，成为国务院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协调议事机构；1993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和县(市、区、旗)人民政府均成立了由同级政府负责人领导、相关部门共同组成的妇女儿童工作机构，并设立日常办事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工作经费列入同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作为国务院妇儿工委成员单位之一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是中国最大的非政府妇女组织，各级妇联组织在团结、动员广大妇女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代表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国家还建立了由19个部门组成的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协调组，广泛深入地开展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和法制宣传活动。可以说，中国已经具有了开展社会性别预算最基本的组织机构平台。
5、着力推进的财政预算改革。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预算管理改革对推动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提出“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实现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有机衔接，积极推进预算公开”的要求。2009年，为提高财政预算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财政部首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预算草案的第一时间将其向社会公开，致力于打造“阳光财政”。随后，中央各部委以及全国各地方政府的公共预算信息纷纷公布公开，社会公众参与预算管理的可能性和参与意识大大增强。其中，河南焦作、浙江温岭等地方政府的预算改革力度较大，走在全国预算改革的前列。公共财政的支持和保障是贯彻与落实性别平等国策的重要手段，而公共预算管理改革的深化为中国实施社会性别预算提供了有利契机。
（二）中国开展社会性别预算的障碍依然存在
尽管上述诸多优势条件为社会性别预算在中国的自主推广奠定了重要且坚实的基础。然而，中国社会性别预算改革仍旧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社会性别预算全面开展仍存在一些障碍。
1、政府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责任意识有待加强。中国政府在签署国际文书、阐述政治承诺、建立完善法律政策体系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但与国际社会的性别平等发展进程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例如，中国政府部门的部分决策者对于中国签署的《行动纲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等国际文书知晓率低性别主流化，缺乏明确而坚定的政治承诺执行措施。高层决策者对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地位认识不足，有调查显示在全国妇联以外的192位被调查的高层决策者中，知晓或认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不足一半。
2、社会性别主流化机制仍显不足。当前我国的一些法律政策仍存在社会性别盲视。例如，未对“歧视”做出定义，受歧视妇女难以得到有效法律援助，退休政策不能充分体现性别平等；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内的性别平等法律政策仍缺乏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妇女参与政府决策仍显不足，全国人大女代表比例不仅没有达到有关法规中明确规定的女性代表比例不低于22%的目标，而且距离联合国规定的女性在议会中所占席位应为30%的目标也相去甚远。中国女议员比例在世界的排名急剧下滑，1994年中国全国人大女代表占21%，世界排名第12位；2009年中国全国人大女代表占21.3%，世界排名仅为第52位。
3、公共资源投入的保障程度低。多年来，中国政府考虑到贫困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别差异，制定并实施了向贫困妇女倾斜的公共财政投入政策，中央和地方财政逐年加大实施《妇女发展纲要》的经费投入，稳步优化妇女发展的资源配置。然而，中国政府在推动性别平等的公共资源投入方面，其资金多为专项拨款、专项转移支付或一次性项目经费，缺乏统筹安排和制度性保障，忽视了应将社会性别问题纳入所有政策、项目和行动的主流，也导致了预算资源配置不均衡，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4、性别统计制度相对滞后。建立和完善性别统计制度是开展社会性别预算的重要前提之一。社会性别统计是从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角度出发,用准确、完整、系统化的性别统计资料和性别指标,进行统计生产和数据公布。国家统计局已将分性别指标纳入国家统计体系，并突破性地首次在中国开展了时间利用调查。尽管如此，中国的分性别统计仍旧是相对薄弱的。2006年联合国消歧委员会对中国提交的第五、第六次联合报告进行了审议，针对报告没有列出按性别、地区和民族分列的数据和性别比较资料，促请中国研究和促进分性别统计工作，增强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能力。
5、社会性别主流化缺乏广泛支持与参与。中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积极兑现政治承诺，通过宣传、倡导、培训、试点等有益形式，传播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理念，但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社会性别意识的培养和提高等，缺乏必要、科学且有效的推进、监测与评估。很多人对于社会性别平等的真正含义并不了解，往往仅从个人生活体验来判断中国的性别平等程度。大众传媒和文化产品缺乏社会性别敏感度，对于宣传倡导社会性别平等，构建先进性别文化的责任意识仍需加强。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性别平等进程的推动，仍缺少男性的充分支持与参与，缺乏两性的和谐对话与互动，这些都是社会性别主流化面临的现实障碍。政府部门特别是决策者，在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主流化能力的现实下，很难在推动社会性别平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作为和贡献。
五、中国有效开展社会性别预算对策
（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法律政策体系
健全和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是社会性别预算重要保障措施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男女平等”问题，并在元政策、具体政策以及相关政策中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加以保护。但是，由于法律和各项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和设置有效的保障机构，有些立法的内容仅停留在一般的原则性内容上，一些看似性别中立的立法无法切实保障妇女参政、就业等平等权。性别中立实际是“性别盲视”的表现，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对现行的相关法律政策,进行社会性别敏感分析,对存在隐性社会性别歧视、社会性别盲视的法律政策,以及缺乏可操作性的与维护妇女权益相关的法律政策,进行修订或出台改进配套措施；要加大妇女参政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力度性别主流化，在各项法律制度中明确妇女参政的具体内容规定，使广大妇女在行使自己权利的过程中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二）深化公共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考虑现实的国情，中国要进一步加强公共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实现绩效预算，把社会性别分析的结果作为预算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具体来讲，绩效预算改革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预算编制的细化；第二步，人大审议的民主化；第三步，加强预算监督。其中，第一步预算编制的细化改革在2007年已经推广，财政部门可在综合考虑妇女儿童工作机构意见的基础上编制社会性别预算报告，并提交人大审议。第二个步骤的顺利进行要求各级人大高度重视预算的审议工作，目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审议的时间最多一天，可考虑适当延长。在预算讨论过程中要突出考虑性别因素：怎样分配财政资金，怎样执行预算才能达到性别平等的目标，满足不同性别的需求，提高预算效率等杂志网。此外，建议在人大会议议程不变的情况下，将预算审议工作前移，把社会性别预算报告提前一两个月提交人大专门委员会，除了财经委和预算委，社会保障部门、妇联和相关妇女代表也可参与预算讨论。
（三）积极开展社会性别预算培训和宣传倡导工作
“性别预算”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引入中国的时间还不长，而性别预算在中国开展的先决条件是实践者要了解性别预算的概念、内容和原则。这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教育、培训、宣传、倡导等途径增强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的认知程度，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培训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手段。妇女参政和行使代表权的主要切入点是：社区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和传媒、学术和研究机构、技术实体、私营公司、公职人员；影响参政和行使代表权的战略性把关者是：地方和全国性的人大代表、媒体负责人、预算专门委员会、预算批准者以及立法议程安排者。上述群体应该成为培训和宣传的重点对象。此外，还需要对妇女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增强她们自身的参政知识和技能，只有妇女真正的参与政治生活，才能够在预算中争取到实际的利益。
（四）突出政府在社会性别预算中的主导地位
预算是政府行为，政府在编制预算时往往根据自己对社会上不同群体需求的理解，以及他们对社会不同人群力量的理解来分配资金，所以社会性别预算工作的开展和普及必须依靠政府政治力量推动。中国张家口市和焦作市都曾进行过社会性别预算的实践。其中，张家口市的性别预算是在国际和国内社会组织的协助下进行的，由于政府和人大、政协代表只是参与者，不是项目的主导者，积极主动性不高。项目结束后社会性别预算工作也停滞下来，没有形成后继力量。而焦作市的社会性别预算则是在市政府主导下主动开展的，编制了社会性别预算，而且有后序的计划，为社会性别预算在焦作市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见，性别预算开展的主体会直接影响预算效果和预算的最终实现，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政府、人大、政协和社会组织通力配合，才能顺利开展社会性别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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