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地方自治思想
清末地方自治思想的理论渊源有二：一是传统封建论的相关思想；二是西方地方自治思想。两者相较，清末地方自治思想受西方影响更为明显。1838年，美国传教士高理文（E. C. Bridgman）在中国出版了《美理哥国志略》一书，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此后，黄遵宪、冯桂芬、陈虬、何启、胡礼垣等人均不同程序地论及西方地方自治制度，并主张中国应仿行西方地方自治制度。黄遵宪曾称，“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34]在他看来，“听民之筹费”的地方自治是“开民智，伸民权”的有效途径。
20世纪初，立宪派进一步全面论证了地方自治的正当性和紧迫性。第一，地方自治顺应人的天性。时人称，“地方权付之地方公民，以地方公民任地方义务，准之天理而合，撰之人情而要。”[35]第二，地方自治为人民应有的权利。梁启超指出，“地方自治者，民权之第一基础也”，“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强者，则其民权必胜，否则必衰”[36]。第三，地方自治为强国富民之根本。时人称，“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强，国家未有不强者；人民能自治，国家亦自不理而治矣。”[37]而《游学译编》指出，“地方自治者，当今世界立国之基础。地方自治制最完全者，其实业必最隆起，其国力必最强盛。地方自治制与实业有密切之关系。”[38]第四，地方自治为救亡之本。康有为认为，“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也……救之之道，听地方自治而已”。[39]第五，地方自治为宪政之基础。时人称，“今日立宪各国，欲求宪政之完美，乃益不得不致力于地方自治，无他，人民之参预政治小论文，大之则在组织国家机关，小之则在组织地方机关，其事互相联络，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国家大事者也”[40]。因此时人认为，“中国今日之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41]还有时人称，“救亡莫亟于立宪，立宪莫先于地方自治”。[42]在立宪派的鼓吹下，“于是地方自治之说，随为吾人视线之所集，而群谋之所同。”[43]
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国人对地方自治的了解不断深入，地方财政自治这一核心内容日益突显。时人称，“地方自治云者，地方团体自以其机关，自以其财力，为之结合，以处理地方公共事业也……自治之要义，在承认地方团体，并以一种之人格也”[44]。“地方团体自以其机关，自以其财力，以处理地方公共事业”的论断，不仅揭示了地方自治的精髓，还蕴含了公共财政、财政民主主义和财政联邦主义等现代财政理念。另有时人认为，“夫自治云者，以地方之公民，筹地方之公费，任地方之公文者也。设地方之议会，以议地方之事，而执行政务，则委之参事会员。”[45]“以地方之公民，设地方之议会，筹地方之公费”的论断，明确指出了财政民主主义的地方实现途径。而欧榘甲在《新广东》一文中更是喊出了“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的口号，高调提出，“广东之政权、财权、兵权、教育权、警察权、铁路矿山权、土地所有权、森林权、海权，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立之势，以建全中国自立之起点。”[46]藉由他们的宣扬，“地方之人，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 [47]成为地方自治的关键所在，财政民主主义因之从中央层面拓展至地方层面。
在自治思潮的推动下，清政府于1908年宣布实行地方自治。1909年，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议事会有权议决自治经费岁出入预算及预算正额外预备费之支出、自治经费岁出入决算报告、自治经费筹集方法及自治经费处理办法等事项，但是“地方官有申请督抚，解散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及撤消自治职员之权”[48]。而在省一级，省谘议局有权议决本省岁出入预算、本省岁出入决算、本省税法以及公债及本省担任义务之增加等事项，但是谘议局会议由督抚召集，督抚对其议案有“裁夺施行之权”[49]。财政事项因之成为谘议局与督抚争执的焦点问题。1910年，云贵总督李经羲擅自决定增加盐价，云南谘议局呈请总督收回成命，并表示“如不得请小论文，即全体辞职”。闽浙总督拒不将预算案交由谘议局商议时，福建谘议局决定全体罢议。另有直隶总督陈夔龙拒不回应有关拟发行公债用途的质问，顺直谘议局遂决定，“拟合全省之力，于督部堂争持，如在不允，决令地方上之捐税，一概不纳，以为抵制之计，务使谘议局之权力，不稍损失”。[50]但是清政府坚持认为地方自治，“一则人民先有自治之力，而后政府握其纲，一则政府实有总制之规，而后人民贡其议，施之广土众民之国，自以大权集一为宜”[51]。这与立宪派地方自治理念相差甚远，部分立宪派人士由此转向支持革命派，清政府更加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四、结论
清末立宪运动为清政府提供了打造现代财政体制的历史契机，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族贵族不过是“假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又假中央集权之名，以行排汉之实”[52]；而在实力雄厚的汉族地方督抚眼中，立宪提供了他们固化自身权力的可能途径，而非是伸张民权的渠道。这就注定了立宪运动必然偏离立宪派所预期的轨道，但是立宪派首次将民主、法治和自治等理念引入财政领域，大力宣扬宪政思想、财政预算思想和地方自治思想，彰扬了国民的财政参与权、自主权和监督权，催生了财政民主主义的中国萌芽。它将中国财政思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标示着中国财政思想的现代转型，对于今日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和中国特色财政思想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①]彭立峰（1974- ）：女，江西宜春人，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
本文为西北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项目《晚清财政思想史》（项目编号：07YJC16）的成果之一。
[②]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4页。
[③]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1卷，中华书局，1989年。
[④]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56页。
[⑤]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10-616页。
[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48页。
[⑦]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1页。
[⑧]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3卷，中华书局，1989年。
[⑨]《新民丛报》，1906年9月3日。
[⑩]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1卷，中华书局，1989年。
[11]《时报》，1908年4月29日。
[12]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册小论文，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7页。
[13]《国风报》，1910年第9号。
[14]《东方杂志》，1910年第13期。
[1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78-681页。
[16]《东方杂志》，1910年第13期。
[17]《中国新报》，1908年第9号。
[18]刘晴波：《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1页。
[1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35页。
[20]《时报》，1911年2月20日。
[21]《国风报》，1911年第10号。
[2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98、99页。
[2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77页。
[24]《时报》，1911年10月11日。
[25]黄遵宪：《日本国志·食货志·国计》第17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26]王贻梁评注：《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85-286页。
[27]张謇：《张季子九录·政治类》第2卷，中华书局，1931年。
[28]《东方杂志》，1905年第1期。
[2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016-1018页。
[30]《东方杂志》，1906年第3期。
[31]《东方杂志》，1907年第6期。
[3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78-681页。
[33]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中国近代史论丛》第2辑第5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第38页。
[34]张永芳：《略论〈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对梁启超的评价》，《中国哲学》第8辑，三联出版社，1982年，第384页。
[35]《牖报》，1907年第2号。
[3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9年。
[37]《法政学交通社杂志》，1907年第6号。
[38]《游学译编》，1902年第5号。
[39]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小论文，第180页。
[40]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79年，第500页。
[41]《东方杂志》，1905年第12期。
[42]《东方杂志》，19063年第9期。
[43]《东方杂志》，1904年第9期。
[44]《新民丛报》，1905年第20号。
[45]《东方杂志》，1906年第9期。
[46]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第270、287页。
[4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12页。
[4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740页。
[4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78-681页。
[50]《东方杂志》，1910年第10、12期。
[5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1、15页。
[52]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第65页。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