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晋商产权制度变迁中的博弈论分析
晋商的交易双方产权交易机制及企业内部委托代理机制符合重复博弈模型的三个特征[9]：阶段博弈之间没有物质上的联系，即前一阶段的博弈不改变后一阶段的博弈；所有参与人能观察到博弈过去的历史；参与人的总支付（报酬）是所有阶段博弈支付的贴现值之和。
如果作为一次博弈，晋商的产权交易和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但是在晋商与顾客之间的产权交易过程中是多次重复的，即使顾客是经常变化的，但是对晋商而言，晋商确是近似于无限重复交易的。在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的东伙关系[10]中更是多年长期的重复交易，此时合作就可能出现。
对囚徒困境的报酬矩阵可用图2[1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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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晋商与顾客“囚徒困境”的报酬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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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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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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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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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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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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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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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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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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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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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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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
All-D：不论过去什么发生，博弈一方总是选择不合作；
All-C：不论过去什么发生，总是选择合作；
trigger strategies：从合作开始，一直到有一方不合作，然后永远选择不合作；
tit-for-tat：从合作开始，之后每次选择对方前一阶段的行动。
双方均不合作的收益为：
 
 表示贴现率，或博弈继续进行的概率，可以理解为未来收益的重要性。
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法学论文，如果参与人对未来足够重视，也就是如果足够大，那么任何程度的合作都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得到，即：
当满足如下条件时，合作就有均衡解，并且合作能够一直进行下去，一旦合作不能进行下去，之后将会是一直不合作。
 公式1
即：
 可以理解为不合作的诱惑；是合作的剩余（利益）；也就意味着给定未来的重要程度，不合作的一次性诱惑相对于合作带来的利益越小，合作的可能性越大；或者说给定不合作的诱惑和合作带来的利益，未来越重要，合作的可能性越大；
欺骗容易发生的次数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合作发生的概率，假如两次欺骗之后才被发现，则有：
得出：
表明：欺骗行为越难以被发现，欺骗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或者说，合作越困难；而在古代简单的货物贸易中，欺骗很容易发现。在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中，由于要进行各种类型的账目核对，欺骗也相对容易发现。从而保证了晋商的产权交易和企业内部委托代理中的长期合作能够一直存在下去。
Abreu (1986)认为，最大合作战略是使用最严厉的可信惩罚（the strongest credible punishment)。
在合作子博弈，合作的条件是：
在非惩罚子博弈，合作的条件是：
（三）传统文化、行会及内部机制在产权交易中的重要性
晋商正是在产权交易和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充分利用到了这一点，通过提高合作的剩余，提高未来的重要性来保持公式1的成立，保证合作均衡解的存在。
产权交易中：重视交易的长期性，充分发扬“重信守义”的儒学精神，不贪图眼前的利益。晋商活跃上下大约500年，很重要的一点是依靠其重诚信的为商之道。在与内外蒙古、俄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关于丝绵、茶叶、烟草等贸易都是长期性的贸易，并在贸易中形成了归绥地区、库伦和多伦、恰克图贸易、杀虎口关市等多个贸易市场。市场的形成是需要无数次交易才能够形成的。是需要重视合作剩余 和贴现率才能形成的。
内部委托代理中：（1）通过儒家“信义观”等文化手段加以限制。（2）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以家族和朋伙的信任关系为前提，实行“举荐制”以及举荐人的担保机制，或“与东家有亲密关系”，同时“学徒多本为同乡人”并经过严格的培养晋升机制。（3）通过事前对掌柜采取合作策略的正激励和事后采取不合作策略的负激励等改变 等各项参数。如果合作，会赋予一定“身股”[12]，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把企业经营业绩和员工个人利益挂钩，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避免了企业内盗行为。掌柜一经发生背信弃义之事，则不但会被驱逐出票号，而且还会受到其他财东的谴责和冷落，最终被淘汰出局，从此无颜回归故里面对父老乡亲[13]。（4）通过行会等第三方监督机制也降低了不合作的诱惑。
晋商通过行会、内部惩罚机制、儒家“信义观”的综合应用设立了严厉的可信惩罚，如果一旦不合作解出现，其将面临声誉扫地、被扫地出门，无处容身，从而保证了惩罚的权威性和切实可信性。
（四）政府的介入
追求政府积极介入晋商的产权交易机制，是晋商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也是晋商衰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1、政府宏观经济制度对晋商产权交易的影响
明朝“开中制”运行上百年之后，产生了一项重大腐败，当地官员拿到盐引后不给山西商人，而是给自己的亲属，让亲属去牟利。同时明朝政府拨往9个边防站的饷银也在逐年增加，明朝中期，政府开始允许银两换盐票，叫“开中折色制”，这样一来，对山西商人打击巨大，因为山西商人已经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准备去换盐引。此时，政府的腐败，政府政策的非连续性，直接侵犯了晋商的产权安全，导致了未来合作带来的利益剧减，非合作产生。此时导致晋商集体性亏损。
清朝建立后，由于清朝的创建者满族人与蒙古之间关系相对密切，且两族可以通婚，因此北方相对安宁。加之清政府建立初期税负较轻，从而使产权交易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未来的收益较稳定，相对较大，的值也相对较大，这样就促进了重复合作博弈的发展，促进合作的产权交易的发展。
1958年的《天津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962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晋商得不到同等条件下的税收优惠，从而使交易成本上升。同时加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及外国列强的入侵，使未来的收益难以预期，值急剧减小，的值也减小，相反不合作的诱惑数量却在上升，重复合作博弈的维持难度加大，极大的影响了健康的产权交易的发展，从而成为晋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2、政府作为内部交易者对晋商产权交易的影响
追求政府官员的介入，从而寻求特权既是晋商聪明过人的发展捷径，也是晋商最终被拖垮的原因之一。票号在成立之初可以获得政府的保护，可以负责政府的款项过局并从中得到业务利益。从票号成立到1850年30年间，票号通过资助寒儒穷士入京应试，代办、代垫捐纳和印结，与政府建立了关系并由此获得了外部利益，政府给票号带来了大量的公款存放和汇兑业务，使山西票号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票号在银根奇紧时还可以请求官款接济。同时，政府很多私人官员的资金也存放到票号中，提高了票号的社会信誉。商票号的掌柜们也越来越热衷于结交清廷的王公大臣、各地的封疆大吏，与其称兄道弟，关系非同寻常。晋商后期喜欢通过捐输买官，他们买官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以官商身份更好地获取经营上的特权地位。与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提高了票号的社会信誉，降低了产权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法学论文，提高了未来合作的收益，以及合作博弈中的数值，同时由于政府的积极参与从而也形成了最严厉的可信惩罚的真实有效性。这保证了产权交易中合作博弈的合法性及持续进行，产权的安全性加强，促进了晋商及清朝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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