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书·高帝纪》）这说明，官方对商人从政治上是采取抑制措施的。但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商业必然进一步发展。《汉书·食货志》说：“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这种情况，说明到文帝初年，商业的确有了很大发展，重商轻农已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商业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影响必然随之提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尽管官方想用法律限制也限制不了。商人富贵，农民贫贱的现实，反映到人们的行为方式上，必然是崇尚“侈靡”，因而在习俗和礼制等方面出现很多僭越的现象。贾谊在《孽产子》一文中就曾以服饰为例说明了这种僭越：“民卖产子，得为之绣衣编经履，偏诸缘，人之闲中，是古者天于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庙而不以燕也，而众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绩之里，缉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贾召客者得以被墙。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靡贾侈贵，墙得被绣：后以缘其领，孽妾以缘其履。”这种僭越现象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就是形成一种趋炎附势的社会心理，人们的行动一切都以财富和权势力转移：“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钱财多也，衣服循也，车马严也，走大良也。矫诬而家美，盗贼而财多，何伤。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取妇嫁于，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非贵有戚，不与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时变》）既然一切都以财富和权势为转移，那么以亲亲和尊尊为核心的礼制就无法维持，所以贾谊向文帝大声疾呼，要求及时补偏救败：俗流失，世坏败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夫邪俗日长，民相然席于无廉丑，行义非循也。岂为人于背其父，为人臣因忠于君哉？岂为人弟欺其兄，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虽有权柄事业，将何寄之？管子曰：“四维，一日礼，二日义，三日廉。四日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无识人也则可，使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不可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乎否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到大父矣，贼大母矣，踝妪矣。刺兄矣。盗者虑探柱下之金，掇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儿抬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诸侯，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已。其余猖蹶而趋之者，乃永羊驱而往。是类管子谓“四维不张”者与！窃为陛下惜之。（《俗激》）
其二，是诸侯王的僭越。汉初，高祖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也封了一批同姓诸侯王。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异姓王大多被消灭。到了文帝初年，只剩下一个吴姓的长沙王，其余则均为刘氏同姓诸侯王。高祖封同姓王之本意，是希望加强刘氏的势力，但随着这些同姓王国力量的加强，便出现了尾大不掉的现象。在文帝初年，同姓王叛乱之事虽已露头，但更普遍的还是在礼制上的僭越。贾谊说：“人之情不异，面目、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天根著于形容也。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等齐》）而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恰恰表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是等级上的僭越，即所谓诸侯王的地位“埒至尊”。贾谊说：“诸侯王所在之宫卫，织履蹲夷，以皇帝所在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工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汉法，事诸侯工乃事皇帝也。是则，诸侯王乃坷至尊也。然则，大子之与诸侯，臣之与下，宜撰然齐等若是乎？”（《等齐》）这就是说，同姓诸侯王们已经与天于平起平坐了，这样皇帝还有什么权威呢？其次，既然诸侯王的地位已经“埒至尊”，那么他们就必然扩充自己的权势，这样就出现厂官制和法制上的僭越：“大了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诸侯列卿秩二千石，则臣己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则法恶得不齐，天子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诸侯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殿门俱为殿门，阑人之罪亦俱弃市。宫墙门卫同名，其严一等，罪已钧矣。”（《等齐》）第三，既然地位。权势僭越，那么其衣饰。器物也必然悟越：“天子卫御，号为大仆，银印，秩二千石；诸侯之御，号曰大仆，银印，秩二千石，则御己齐矣。御既己齐，则车饰具恶得不齐。天子车日乘舆，诸侯车曰乘舆，乘舆等也。”（《等齐》）最后，上述种种僭越，归根到底必然体现为名号的僭越。名者实之宾，所谓礼不过是各种现成的等级名分的规范化罢了。既然诸侯王在各种制度上实现了僭越，所以在名号上也必然要反映出来。这就是贾谊所说的”天子亲，号云太后：诸侯亲，号云太后。天子妃，号曰后；诸侯妃，号曰后。然则诸侯何损而天子何加焉。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诸侯之言曰令，令仪令言是也。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然则，所谓主者安居，臣者安在？”（《等齐》）贾谊对于诸侯王这种僭越行径十分不满，所以在向文帝上书时说：君臣同伦，异等同服，则上恶能不眩其下？孔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裳”； “行归于周，万民之望”。孔子日：“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类而志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而此之不行，沐读无界，可为长太息者此也。（《等齐》）
其三，是匈奴的傲慢无礼。汉初，对匈奴主要采取和亲政策，但匈奴的侵扰却始终不断；汉天子屈尊与匈奴单于称兄道弟，而单于却傲慢无礼，甚至“大不敬”。如高后时，冒顿单于遗书曰：“孤愤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汉书·匈奴传》）对于如此不敬的来信，尽管“高后大怒”，但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用季布说的“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以解嘲。对匈奴的这种无礼，贾谊是十分气愤的，所以他说：“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植之势也。天下之势倒植矣，莫之能理，犹为国有人乎？”（《威不信》）
贾谊对三个方面僭越违礼现象的分析，实际上反映了汉初社会中存在三个重要的矛盾：即商人与贵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央政权与诸侯王的地方政权的矛盾，以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尽管其发展和成熟的程度不同，因而其表现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也有区别，但它们却都是客观地确实存在着的社会矛盾。对于这些矛盾，当时很多人，包括一些当权者，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的，可是贾谊却以敏锐的眼光，准确地把握了这些矛盾，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此同时，提出了他对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案：即“立经陈纪”。具体来说，就是要发挥人的能动性，建立一套以礼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弗为不立，不植则僵，不循则坏。秦灭四维不张，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二岁而社稷为墟。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冀幸，而众下疑惑矣。岂如今定经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好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无维揖，中流而遇风波也，船必覆矣。（《俗激》）这段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以礼治为中心的”立经陈纪”的政治改革方案。 2/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