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邓小平虽不曾撰写系统性极强的哲学著作，但其哲学思想以精简、口语化的形式贯穿于其各类文章中，主要包含两大内容：一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范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二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生产力标准”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新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
论文关键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生产力标准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的哲学内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讲得最多的哲学理念之一。在《邓小平文选》里，共有13篇文章提及。其中，详细论述该理念的文章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等。严格来讲，“实事求是”哲学理念是毛泽东创立的，而邓小平在新时期里将其重新发扬光大。真正属于邓小平首创的哲学理念，则是“解放思想”。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该论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识论、实践论与辩证法的高度统一：对“实事”的界定，承认了物质第一性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对“是”的界定，反映了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对“求”的定义，则不仅指明了实践和认识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更指明了唯物论、认识论、实践论与辩证法能够联结、统一的基础正是社会实践。
纵观毛泽东一生，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实事求是”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他主持和发起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诸多调查研究，撰写了一大批调研文章，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便是最好的例证。正是在该思想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顺利完成“三大改造”，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基于上述重大意义，邓小平首次把“实事求是”观明确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出发点”和“根本点”，并指出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坚定地将其继承过来，作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根基之一。
1980年，邓小平通过《坚持党的路线，改革工作方法》和《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两文，阐明了“解放思想”的内涵：“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该论断其实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非理性因素在认识内在机制中的作用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融入多种因素、具有复杂机制的辩证发展过程。而这些因素主要分为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前者特指主体的理性直观、理性思维等能力。后者从狭义上看，则是主体的情感与意志，包括动机、欲望、信仰、习惯、本能等；如进一步扩展，“还包括认识能力中不能被逻辑思维的概念所包含的主体心理形式，如幻想、想像、猜测、顿悟、直觉、灵感等”。过去常见的用市场和计划来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观念、坚持“两个凡是”的习惯势力等，正是狭义上的非理性因素。这些因素同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既受到理性因素的制约，又对理性因素起着动力调控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推动、激发人们的理智和智能，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却可以抑制、扼杀人们的理智和智能，阻碍人们形成正确的认识。所以，邓小平对“解放思想”的哲学论述，包含了“破”与“立”的辩证统一：“破”指的是打破思想禁锢，冲破认识禁区，转变思想观念；“立”指的是遵循实践规律，勇于探索，善于思考，开拓创新。
而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它的实践性与批判性。“实事求是”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解放思想”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邓小平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即意味着在中国语境下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与批判性的辩证统一。
二、“生产力标准”论的哲学内涵
“生产力标准”也是邓小平讲得最多的哲学理念。在《邓小平文选》里，共有14篇文章提及。其中，详细阐述该理念的文章有《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包含着双重关系：体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产力以及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关系，它们构成了社会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而这一矛盾运动的实质，就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规律：“一方面，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一定生产关系能否产生，决定它产生后变化发展的方向和形式；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它适合或不适合于生产力的状况，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历史证明，这一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都毫无例外地起着作用，是不以任何人、任何阶级乃至全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坚信，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基于对“生产力标准”上述内涵的准确把握，邓小平从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劣对比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因经济崩溃而发生剧变的深刻教训出发，把“生产力标准”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认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概括出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其他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本质论首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导师没有明确回答的“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从理论上讲清、讲透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与发展；而“三个有利于”标准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解放思想”理念做了最好的注释。
也正是在“生产力标准”的基础上，邓小平批判继承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矛盾观，正确指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以此重新发现并高度肯定了改革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规律实现途径”学说中的重要作用，破除了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对“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观念的迷思，郑重阐释了“除表现为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外，改革也是实现历史规律的途径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用他的原话说，就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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