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古代医家用仁心定义人性，并将医事理解为仁心实践的方式，医事与人性之间就形成了关联。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序中说：“岂直一方书而已乎？方之出，乃吾仁心之发见者也”。他认为具体的诊脉、治疗和开药等不只是医事活动，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这些透显出内在的仁心和人性。也正如元代著名儿科学家曾世荣，他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命名为《活幼心书》，并在序文中说：“是心也，恒心也，恻隐之心也，诚求之心也”。其意在强调自己的医著是“恻隐之心”的体现，研习医学、撰写医学著作等工作的“心”是人之本心仁，与圣人相比较是心一而事不同。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出的那样：“历代医著之名称，亦有不少标以‘仁’或体现‘仁义’之意者。诸如《仁术便览》、《仁术志》、《仁斋小儿方论》、《仁斋直指》、《仁端录》、《体仁汇编》、《行仁辑要》……”[④]，在医学史上，古代医家多用“仁”指称医学之名，仁几乎成为了医事的代称。综上我们能够看出，在古代医家的观念中，医事与人性之间是这样的关系：仁心、人性是医事活动的内在依据，医事活动则是仁心、人性的外在表现。这也就是医乃仁术的原本含义。
基于医事活动是仁心的外在表现的观念，传统医德认为只有以仁心作为医事活动的主宰，方能使人感觉“心安”，满足人之所以为人的要求。唐代名医巢元方对此深有体会，面对当时皇宫贵族服石的恶习，考虑到对身体的损伤，虽深知若对他们进行劝说，其风险犹如“齐王杀文挚”一般，但仍然以救治性命为重冒险劝说。他自己是这样解释原因的：“然死生大事也，如知可生，而不救之，非仁者也。唯仁者心不已，必冒犯怒而治之”（《诸病源候论》），若不救则有违仁人之心，产生不安之感，故而冒险救治，以求仁心的安顿。正如清代医学家史典在痛斥医弊时所言：“然近日又有一种时弊。凡遇疾病危险，诸医会集。……只于此中求富贵，顾声名。以他人性命，痛痒无关。生死听天，清夜思之，能无自愧”（《愿体医话良方》）？这句“清夜思之，能无自愧”的质疑，流露着生命因为仁心不能显现的亏负感，从反面说明只有以仁心为主宰去行医施治才能满足德性生命的要求，从而实现身心和谐。因此，古代医家都强调应自觉地在行医过程中以仁心为指导。孙思邈就提出为病人诊治时，应“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宋代官修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中说到在审证、诊病、开方的过程中要“常怀拯物之心”；元代曾世荣把他的著作命名为《活幼心书》，在序文中指出“尝存救治之心”；还有象明代医家龚信在《古今医鉴》中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明末著名医学家吴有性在《瘟疫论》中指出应该做到：“寸心不欺”；清代医学著作《临证指南医案》的序文中强调：“以利济存心”等等。只有自觉地以仁心为指导，才能真正将医事变为仁心实践的方式。
根据以上所论，可以看出，传统医德不仅形成了丰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还具有仁心的人性基础，从而具备了初步的理论体系。其中，医乃仁术的观念是生发医德原则的依据。正是以“仁心”为依据，视医事活动为仁心实践的途径，才产生了以“仁”为核心的医德原则和规范。这样，传统医德原则和规范就不是“行仁义”而是“由仁义行”。古代医家把医德视为内在“仁心”的道德要求仁，很好地保证了医事活动中的道德自觉性和可靠性。由此说明传统医德中的道德不是以“职业”为出发点而是以“人”本身的要求为依据的，是立足于人本身的要求再具体到职业领域的道德要求。所以，在古代医家眼里，医业的实质不是谋生的职业而是满足做人要求的事业，医德的价值诉求不仅在于“成医事”还在于“成人”。同时，传统医德在内容上，不只是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古代医家既遵循道德原则与规范，但又不局限于这些原则与规范，最终要以仁心作主宰、顺应仁心，满足人性的内在要求论文的格式。可见，传统医德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不是职业道德所能涵盖的。
三、“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
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曾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类经图翼·自序》）。在这里，张景岳将医事立于天地之间，超越人性层面将医德指向“天地”，传统医德得以展现出崇高的道德境界，达到了成熟的理论形态。
《周易·系辞传》说到：“天地之大德曰生”，对于“生”的含义，蒙培元先生在《敬畏之心》的文中提到，这里的“生”就是生成、创生，这主要不是从自然科学意义上讲的生成，而是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天地以“生”为大德，天道所展现的就是创生的精神实质。受传统文化影响，古代医家也以“生”的精神理解天道和天地之德。我们先来看一些对天道的理解。元代校正本医学著作《圣济总录》的一篇序文开篇写道：“臣闻天地以溥生为大德，所以曲成万物而不遗”；明代医学家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认为：“幸天道好生而恶杀”；明代《景岳全书·贾序》中写到：“原夫天地生物，以好生为心”；“天地有好生之德，圣人有大公之心”（《医学源流论》）。在以上这些表述中，“天地以溥生为大德”、“天道好生而恶杀”、天地“以好生为心”等等所蕴涵的天道观念显然和传统思想中的天道观是一致的。天道的精神实质是创生万物的生生之仁，医事在客观上具有拯病疗疾、起死回生的功用，这样医事在内在精神上与天道取得了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为医德与天道之间相关联提供了基础。据此，古代医家进一步以天道阐发医德，传统医德被提升到无限的高度。
古代医家以天道阐发医德，是从对医药学产生的进一步解释开始的。基于对天道、天地之仁的理解，医家对创建医药学的圣人之心的解释，并未停留于人性和仁心的层面，而是直达天地之心。清代医学家贾棠在为《景岳全书》作序时说：“原夫天地生物，以好生为心，……古之圣人，又以天地之心为己心，着为《素问》、《难经》，定为君臣佐使方旨，待其人善用之”。贾棠在这里把创建医学的圣人之心看成是“以天地之心为心”，因为天地有生物之心仁，圣人体会天地之心进而“以天地之心为心”，在个人的生命中贯彻落实天地之心，从而生发创建医药学的行为。这表现了圣人生命对天地之道的契合，说明天地之心是圣人之心的本源和依据，也说明博大精深的医药学理论是天地生生之德的体现。由此我们可以说，在古代医家的观念中，天地之心所指称的生生之仁成为医药学产生的最终根源。因此，医事应该承继并贯彻天地之仁的精神。清代著名医学家王士雄，他在评选《言医选评》时说：“医何以仁术称？仁即天之理，生之原，通物我于无间也”。在这句话中，“医乃仁术”之仁被进一步解释为“天之理”、“生之原”，这种解释显然超越了仁心、人性的层面达到了本体的高度。站在这一高度理解“医乃仁术”，王士雄是将作为本体的天地之仁作为医术的形而上本源，说明天地之仁为体，医术为用，两者形成体用关系。由此，医术成为天地之仁的表现，其意义被提升到无限的高度。《类经图翼》的一篇序文在赞誉《黄帝内经》时说到：“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规规治疾方术已哉”？“治疾方术”的意义超过了医学本身、甚至超越了人间之爱，被认为是能够体现天地大爱，能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获得了永恒的价值。正如张景岳所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类经图翼·自序》）。在天地创生、养育万种生命的过程中，医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医可通圣、医可通天地大德。古代医家对医德所作的阐发不只是单纯的逻辑推理，这个层次的阐发离不开医家对生命的体认和生命的追求。南宋医学家杨士瀛，著有《仁斋直指》一书，贡献卓著，对自己的这些医学贡献，他这样评价：“天将寓其济人利物之心，故资我以心通意晓之学。既得于天，还以事之，是盖造物初心之所期也”。杨士瀛契会天地之心，继善成性，自觉将天地之仁贯注在自己的生命里，以此作为生命主宰，以此事天，在生命中追求天地之仁的彰显，故而精进医学仁，通过医事活动来实现生命的这一理想。清代医学家冯楚瞻在其著作《冯氏锦囊秘录》当中说：“得天地好生之德以有生，敢不体天地好生之德以济人”！这句“得天地好生之德以有生”表明了他对自己生命的形而上追寻，而“体天地好生之德以济人”则说明他能明天地之明德，秉持“好生之德”以期参赞化育，通过自己的生命将天地之仁与医事贯通，内心充满崇高和敬畏之感，展现出高远的生命境界和高度的道德自觉。可以看出，古代医家追求天人合一、参赞化育的生命理想，在医事当中诉求天地之仁的落实并具体表现为医德，从而使医德具有了形而上的本原和依据。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古代医家对生命的理解和追求，基于医学治病疗疾、起死回生的客观功用，传统医德得以契会天地大德，得以和天道相贯通，十分具体的医事道德具备了高远的境界和博大、恢宏的气象，医事活动蕴含神圣和崇高的意义，颇有滴水藏海之妙。更加充分地表现了传统医德超职业道德的特点论文的格式。这样，传统医德理论不仅具备了人性基础，而且还具有了形而上依据，达到了体系完备的成熟形态。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医德是以仁爱生命为主要原则，以仁心为人性基础，以天道为形而上依据，达到了体系完备的成熟形态。从传统医德的这一理论体系上，不难看出传统哲学的理论基础作用。根据传统哲学的这一作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传统医德，我们知道，在传统哲学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传》）的观念。其中，“道”指的是无形之本体，“器”属于有形之万物，表示的是具体层面的概念，在理论层次上可与“事”相等。所以，“事”与“道”也可以形成相对应的关系，根据“理一分殊”的思想，事有多样而理是唯一、道是唯一，道遍在万事万物之中，纷繁的万种事物之间，贯通着同样的道、理。其中，医事作为万事之一，自然也是道的体现，这也就是“医道”。“德者，得也”（《礼记·乐记》），形而上之道在医事活动中的彰显、呈现和落实仁，就是“得道”的表现，就成为了医事之德。总之，医事道德就是“道”的医事具体化，是“道”在医事活动中的贯彻和践行。对医事道德所做的这一逻辑推理，无疑也是符合医德思想本身实际情况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医事的职业化是存在的，但传统医生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其身份虽是医家，但其观念却没有局限于医家，不是仅仅从医家职业的角度去要求道德，而是立足于医家作为“人”的立场、从成“人”即成就人之理想的存在形态的高度来要求道德。医德是为了做人，做人是宗旨，救人是具体表现。可见，医事的职业化并不能框限古代医家的医事观念，职业道德也不能涵盖传统医德的全貌。
Study on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Abstract: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rootedin traditional thought, formed a profound meaning, a wide range of extensionand improve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ethical trade surplus. In terms of its content, the activity of medical ethics isthe moral life is the 'Tao' in health 'thing' in a concretemanifestation. Its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tolove life as the main principle, the basis of benevolence for humanity toheaven as the metaphysical basis of a complete system to achieve a mature form.
Key words: medical ethics; benevolence; theTao of Heaven.
[①]“医生”一词，始见于《 唐六典》：“医生四十人”，即指学习医学的人。与现在医生的含义不同。传统医德史上有关医生的称谓十分丰富。其中“医家”、“方家”、“医术家”这样的称谓是指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或者较深医术造诣者。因为我们对传统医德的研究是依据著名的医学家、名医的言和行来进行的，这些人都是学识较高者，因而，我们采用“医家”来指称古代医生。
[②] 参见林殷：《儒家文化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③] 参见张大庆：《医乃仁术：中国医学职业伦理的基本原则》，载《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6期，第39-41页。
[④] 《论儒医》，出自薛公忱主编《论医中儒释道》，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 第19页。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