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侯外庐、杜国庠及赵纪彬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它们后来成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及第五卷的底本。学术界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亦也经历过这个范式转移的过程。侯外庐，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关键词：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范式转移
科学哲学家汤马思．孔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转移”的概念，指出“科学革命”必须经历由前科学、常规科学、非常规科学到新常规科学等四个阶段的发展，也就是从学科范式的蕴酿、成熟、危机到新范式出现并取而代之的过程。任何学术研究的发展，都是在这个过程下不断确立和完善的。[1]
20世纪初，学术界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亦也经历过这个范式转移的过程。其中，侯外庐、杜国庠及赵纪彬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判了胡适、冯友兰等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缺点，坚持以唯物史观来理解中国思想的发展，更共同花费十多年时间来编着了五卷六册煌煌二百多万言的《中国思想通史》，为以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奠定了新的范式。
一、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常规范式的建立及危机
传统中国学界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史”，而只有相近的“学案体”著作，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及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等。[2] “学案”的内容以疏理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为主，而对思想背后的社会因素、思想学说的价值、思想流派之间的交流等问题却缺乏探讨，因此注定会在日益严格的现代学术领域中被淘汰。
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的传入，一些以新方法编写的中国思想史著作摆脱了“学案体”的束缚，梁启超的《论中国思想变迁之大势》便是其中的典范。中国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在1919年面世，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序言中，胡适清楚地阐述了研究中国思想史应有的目的、体例及方法，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根基。首先，胡适指出研究哲学史(思想史)的目的有三，即“明变”——疏理古今思想的“同异沿革及变迁”、“求因”——探寻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评判”——对各思想学说的价值作客观批评。体例方面，胡适按西方历史的分期法把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及近世三期，与三个时代相对应的思想分别是先秦诸子哲学、六朝隋唐的佛道思想，以及宋明以来的理学与朴学。在方法论上，胡适强调要“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也就是对各种史事、文字、文体及经典作严谨的校勘、训诂及互证的处理。[3]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在学界产生极大回响。梁启超盛赞该书“专从时代的蜕变，理出学术的系统”，蔡元培亦从“证明方法、扼要手段、平等眼光、系统研究”四个层面肯定了该书的成就，认为它具有“在现代学术史上开创的新范式意义”。日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及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都可说是在“胡适范式”的规范下完成的。由此可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已经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成为了一个范式，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界带来了第一个常规科学阶段。
然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胡适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却是不科学的。着有《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一书的杜国庠就批评胡、钱等人的研究过于偏重“纯哲学”，视野狭隘，而且无视思想受“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所限制”的事实，未能把握思想的诞生及变迁的真正原因，故都不过是“窥得一斑，失掉全豹”“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论文参考，侯外庐。[4]
除了学术上的不足外，侯外庐更指出了胡适等人由于过分推崇传统儒家思想，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利用，以宣传有利于统治者的思想︰“思想学说史研究领域的斗争，从胡适刊布《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来，严重地存在。……国民党反动派愈热中于思想史上沉滓的利用，以售欺蔽。论文参考，侯外庐。在中国本位文化谬说的倡导下，他们崇王阳明立诚之教，倡复兴礼学等等，喧嚣鼓噪，洋洋盈耳。究其实际，乃在堵塞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学术阵地的通道。”[5] 正是由于胡适、冯友兰及钱穆诸人的研究范式的种种缺憾，导致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面临深重的学科危机。
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侯外庐诸人主要运用新的历史理论去解决当前的学科危机。这里所谓的历史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众所周知，马克思特别重视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但并不代表他们忽视了对思想观念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而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恩格斯更进一步解释道，由于受到经济社会的制约与影响，于是社会存在就对社会意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璒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6]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只有援引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才可能修正“胡适范式”的危机，。具体而言，就是要从社会史入手来研究思想史，先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然后才能有效地揭示并了解中国思想的发展及变迁的真相。另一位坚持以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杨荣国也说到︰“对于这一点(周代社会是奴隶制经济还是封建制经济？)我们不能不首先弄它个清楚，因为这和思想史的关系太大了，不弄清楚的话，在对于哪一家或哪一派的思想的分析上就不免要发生错误。”[7]
在四十年代初，侯外卢渐渐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转向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写下了《古代中国学说思想史》及《近世中国学说思想史》两本着作，它们后来成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及第五卷的底本。论文参考，侯外庐。1946年春，生活书店通知侯外庐，希望他为能为筹备中的《新中国大学丛书》编写一本中国思想史。接到通知后，侯氏立刻约见杜国庠及赵纪彬等人，开会讨论并草拟写作计划。他们期望写一部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在观点和方法上超越为胡、钱等人的著作。论文参考，侯外庐。这套著作就是五卷六本，煌煌二百多万言的《中国思想通史》，它摒弃了以往学者的纯哲学取向，而采取以社会史入手研究思想史的新方法，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范式。
在《中国思想通史》中，侯外庐诸人贯彻从社会史入手研究思想史的理念，在每一卷的第一章，都会先论述该时代的社会及思想的关系，如第一卷的第一章便是〈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思想〉。在该章中，侯氏从对中国的社会形态分析入手，指出先秦时期的中国社会形态是独特的“亚细亚模式”，不曾经历过西方的社会革命。基于这一社会形态，当时的思想较为保守，思想家如孔子、孟子等只能成为拥护“维新”的“贤人”，关注于道德、政治、人生等范畴，而不是如希腊的泰勒士一般的热切地追问宇宙根源问题的“智者”。论文参考，侯外庐。[8]
三、新范式的确立—以《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为例
《中国思想通史》的特点在于从历史上的社会存在来说明或解释历史中的社会意识，其意即指中国历代的思想变迁乃是中国历代社会变迁下的产物，思想的演变其实是对社会演变的反映。现在就以《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五卷对为例，探讨侯外庐如何具体地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史的视角审视及处理中国思想史的问题。
《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又名《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以侯氏早年的著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为底本。侯氏在书中反对梁启超、胡适等把清代学术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观点，而别出蹊径，提出明清实为中国的“启蒙时代”一说。这种兴起于16至17世纪时中国本土的启蒙思潮，其实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大有关系。侯氏将这段时期的中国形容为“资本主义萌芽阶段”， 并指出即使没有外国的资本主义影响，中国社会仍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的阶段。最明显的证据便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而明代的中国则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和带有资本主义劳动性质的城市手工业工厂。。只可惜，由于明清社会一直受封建制度的压制，最终亦未能向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在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形态下，明清时期的社会意识也产生一种类似近代西方的“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
从这一个观点出发，侯氏肯定一些明末清初的学者具有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并认为他们的世界观与以往的思想家大大不同。他以明末清初三大家——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的思想作为例子。首先，侯氏称王夫之的著作中有现代“人权平等”及进化论的内涵︰“夫之虽然还保留三代盛世的观念，但内容上已经具有历史进化观，否定了王霸分期之说。论文参考，侯外庐。”另外，侯氏亦肯定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好比西方的《人权宣言》，“具有人权平等、自由放任的道理”，甚至 “近代民主的思想”。同时，侯外庐亦认为黄宗羲的政治理念是以公平形式出发，其理想的政治制度具有近代的代议制之概念，这种观念在当时而言可谓十分创新。同时，侯外庐认为顾炎武亦具有“民主主义的启蒙精神”。他指出顾炎武《日知录》中的〈清议〉一章就好比“近代言论自由的新民思想”。在谈及顾炎武的“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政治思想时，侯氏更认为这种思想体现了“市民的民主要求”。[9]
侯外庐认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反映到思想家的思想上。早期中国的启蒙思想之产生，归根结底只有从社会经济的新变动上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通过对早期的启蒙思潮赖以产生的经济的和社会心理的原因的揭示，侯外庐为后人示范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范。
四、结语
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侯外庐等人编着的《中国思想通史》成功取代了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首的旧范式，为建国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奠定了新的范式。它以其庞大的架构、精辟独特的分析及详实的资料，笼罩了中国思想史领域近半个世纪之久，后来的学者如张岂之、萧疌父及汪晖等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无不受到侯氏及《中国思想通史》的影响。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东西学风的再一次碰撞，学者渐渐发觉到侯氏范式不足以解决新出现的思想史问题时，才又再出现了另一次“范式转移”。
参考文献︰
[1]汤马斯．孔恩?.王道还译.科学革命的结构[M]. 台北︰允晨文化，1984。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22。
[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16。
[4]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55︰5-6。
[5]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1985︰266。
[6]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德国哲学的终结[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8。
[7]杨荣国.关于研究中国思想史诸问题[C]//李锦全、杨淡以编——杨荣国文集.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
[8]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M]︰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17
[9]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M]︰第五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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