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遭受危机国家的经济恢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中国也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的民族性格和我们的外表一样，是恭厚，谦逊，含蓄，内敛的而不是张扬，霸道的，以至于被那些野蛮民族看做是软弱可欺的，但是往往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会表现出另一种风格，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鲁讯先生对这种性格的最真切的解释。比如近代我们受到西方国家的侵扰，最后是共产党人利用西方先进的思想和伟大的民族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从一开始这种思想就表现出了它的勃勃生机，一次次的胜利伴随的是一次次的脱胎换骨，一次次的发展壮大．开始的衣裳滥褛，简单的武器，掩盖了他们的伟大目标，和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以至于我们回顾他们的斗争历史时，只是注意到他们的勃勃生机，而忽略了他们的艰苦卓绝，那种感召力现在还让人热血沸腾。我们的先圣给我们留下了文明的种子，深深地塑造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民族世代相承的文化土壤，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决定了我们永远不会走霸权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已经深深扎根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之中，这已经形成为和平崛起战略道路不可逆转的大气候。
三、 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背景博奕
如同德国在19世纪崛起，美国在20世纪崛起，中国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引起了恐惧与羡慕。恐惧在美国以及它自己的周边国家中最为剧烈。然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近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可能是中国对国际牵制的细线的顺从，特别是在它自己的领域。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外部因素关键取决于美国。中美和，则世界和；中美斗，则世界格局就会产生动荡，中国和平崛起就会受到挑战。中国应如何以最小代价，确保其和平崛起，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25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就有一些国家散布“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这种论调不仅小国有，大国也有；不仅中国周边的国家有，远离中国的国家也有。中国的确发展了，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同自己以前比进步了许多，但是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仍然相当落后。郑必坚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讲，“中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仍然远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面临一系列大规模难题的发展中国家。”“这里有两道最简单的数学题，一道乘法，一道除法。乘法题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的因而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而除法题是：无论绝对数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相当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由此可见，中国的发展根本不像一些国家所说的那样夸大其词。中国的发展仍旧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全面建设小康之路还布满荆棘。几十年来，日本始终以亚洲“老大”自居，认为日本是亚洲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是亚洲安全稳定的重要一极。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强大，日本明显地感到了压力，所以经常散布中国威胁论，把中国说成是亚洲乃至世界因的不安全因素，以维持自己的地位。由于历史和领土的纠葛，中韩两国民间存在广泛的不信任，主要来自韩国方面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因为中国毕竟在历史上对亚洲有着决定性影响，现在又崛起成为地区强国和世界大国，并已经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其实不只是韩国，蒙古、东盟、印度等中国周边邻居对中国多有担忧。因此，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复兴耿耿于怀，甚至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这就增加了中国和平崛起的难度。我们必须认清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全面考量目前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博弈，就要求我们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应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失去均衡的世界是强者为盗的世界，我们不做盗者但必须提防别国成为盗者。按照政治学的逻辑，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有利于形成一个力量均衡的世界局面，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四、从零和博奕到正和博奕的实现过程
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实施就是一个从零和博奕到正和博弈的实现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对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凡历史上大国崛起，都采取进攻战略，因而无不引起冲突，导致战争，付出巨大代价并遭遇惨败，这就是零和博奕的过程。如德国和日本，遵循冒险进攻外交，从而引起痛苦和毁灭。美国反其道而行，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恪守孤立主义，从而使自己避免了与欧洲列强的纷争，为其崛起争取了一个和平的环境，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国家行为都是利己的，即追求权力和安全的最大化，但损人利己，必将遭致反对和唾弃；利己利他才能得到拥护，一国才能和平崛起。所以中国须将自己的利益和世界发展趋势，以及其它国家的利益保持一致，同全球福祉结合在一起，做到利己利他，一方面自己的利益要服从于一种基于权利和法律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要为一种理念服务，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反对已过时的西方大国政治，那么中国和平崛起才会受到拥护、支持，才会成为可能。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康乾盛世”走向没落的教训警示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落后必然导致挨打。而近代以来世界几个后兴大国，比如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冷战后期的苏联，其发展历史又突出地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是依靠扩张、侵略以至发动大战，还是依靠冷战、对抗来谋求国家崛起都是行不通的，争霸必然黩武，称霸必失人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现在不称霸，就是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并明确要求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坚信，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争霸、不称霸，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才能解决13-15亿人口的现代化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难题。
我们必须立足于对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的深刻总结，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保持中华民族的传统本色，体现中国对人民意愿的自觉把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推进发展，中国之所以要实现和平崛起，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压和蹂躏，深知和平之珍贵，发展之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民族心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推进发展，中国之所以要实现和平崛起，根本目的乃在于实现中国13亿人口之根本利益，唯有和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唯有发展，人民才能丰衣足食。因此，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有其客观性和人民性，决不是心血来潮之物，决不是空穴来风之举，任何人要改变它，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历史和现实证明了，这一过程的实现，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来说，无疑会达到“双赢” 的结果。作为一个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和平地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使五分之一人类摆脱贫穷落后，走上富裕文明，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贡献。中国发展不仅没有损害包括周边国家在内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还使它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不同程度地获益，这也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虽然带有鲜明的中国个性，但具有世界的普遍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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