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一批同情农民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主张保存并发展农村公社，他们想做农民的代言人。这批知识分子认为，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错误，因为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快要灭亡了，西欧社会主义正在为实现社会公有制而斗争，而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一种公有制的现成样式，所以俄国的任务不是摧毁这种公有制，而是保护它，使它成长为社会主义，这批知识分子被称作民粹派，他们把自己的认识很快转变成了行动。他们发起“到民间去”运动，穿上农民服装，面向农民宣传；他们主张推翻沙皇专制，把这看做是保证农村公社发展的前提；他们甚至依靠个人的英勇行为密谋杀掉沙皇。
俄文版的《资本论》在俄国出现后，受到了民粹派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证明了他们关于不能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不过，俄国的另一批知识分子却不同意民粹派的观点，他们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宪政的拥护者。他们也从《资本论》中找到了支持他们观点的论据。他们认为，按照《资本论》的观点前提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历史上必然的、进步的“事业”。应当鼓励和支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阻止它发展。这两派不断地就俄国所应走的历史道路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往往都引用《资本论》来支持自己。这些争论都被读俄文书的马克思看在眼里。到1877年11月，他终于感到有必要出来说话了。
1877年11月，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明确表示，《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不同意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论述套用到俄国，并以此判定俄国以及“一切民族”都必须先经历资本主义统治，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不能作这种“超历史的”抽象判断，而必须对各个民族所处的不同的历史环境进行具体的研究，然后才能弄清它们将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还对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发表了一个非常简略的意见：“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因此，马克思希望俄国民粹派能发起一场革命，使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俄国走一条更少痛苦的发展道路。马克思的信在俄国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与此同时，民粹派内部正在出现怀疑和分化。当时民粹派的所有活动都遭受挫败，“到民间去”与农民“打成一片”的成员被农民捉起来送给警察，个别人物暗杀统治者的行动只是给自己的组织带来损害，资本主义根本没有被民粹分子们的英勇行为阻遏住。这样，便有一小批头脑清醒的民粹主义者开始对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带着这些疑问，流亡日内瓦的一些俄国革命青年，决定写信向马克思请教。信是由维·伊·查苏利奇执笔写的。查苏利奇是一位勇敢的民粹主义革命家，她因不久前刺杀暴虐的沙皇官吏而蜚声国内外。查苏利奇在信中，热切地请马克思为她和她的同志们解决一些重大理论问题。1881年2月16日俄国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说，《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很多人都在认真阅读和研究；最近以来经常听到一种意见，说农村公社是一种腐朽的形式，科学社会主义已断定这种陈腐的形式必然灭亡。宣扬这一观点的人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您会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会使我们感到多大的兴趣，要是您肯定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的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⑨]
马克思收到这封信后，感到了回答所提问题的复杂性。它既要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和农村公社的未来命运，又应当加强民粹派的革命信心，这不是一件易事。他及其认真地先后写了四个草稿，详尽地阐述了他对农村公社性质和历史命运的观点，集中地论述了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就是在他的复信草稿中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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