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说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是一种决策的失误，探讨这一失误的原因，从中吸取一定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改革仍然大有裨益。
第一、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强化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纵向的承包关系，这种承包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一对一的谈判关系或者是讨价还价的关系。而真正符合市场趋向的改革方向是多个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横向的竞争关系论文范文。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承包制的改革并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取向。这种改革在刚开始的时候，在市场的主体地位不是那么突出的时候公车使用货币化，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正如首都钢铁在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初期所取得的成就一样。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制度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这也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在还没有实行市场经济之前就已经有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必要，更不用说我们今天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了。中国以后的每一次经济改革都必须吸取国有企业承包制的教训，每一个改革方案的制定、每一个经济决策的推行都必须以市场为导向。
第二、经济改革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本来国有企业涉及的利益主体相对单一，然而实行承包制以后就形成了国家和企业两个对立的利益主体。就短期而言，国家似乎能够得到有保障的财政收入，然而从长远来看，相对立的利益主体双方中吃亏的总是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关于承包基数的确定，没有一个全国统一规范的标准甚至连一个行业统一的标准都没有。大多数情况下是企业的承包人与企业的上级主管进行一对一的谈判。这就造成了企业有自己的利益驱动，而政府部门的干部没有责任的约束。所以在承包的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企业负盈不负亏的现象。而这种状况导致的最直接和深重的后果便是国有企业资产流失。
由此可见，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不怕触动某一利益主体的利益，怕的是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含混不清。这一点经验为之后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第三、制定和推行一个政策要尽可能的避免能预见的漏洞。对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实际上是使地方行政首长成为承包制的发包人，而原来企业的厂长、经理要想取得企业的承包权，就必须通过地方行政首长手中的权利来实现。这就成为了受绝对的党政权利支配的政企大联合的一长制。在权利成为商品的情况下，就为滋生贪污腐败埋下了土壤。同时也为中国长期以来绵绵不绝的裙带关系和人情世故奠定了基础。
其实在制定国有企业承包制政策的时候，就应该能够预见到这一层漏洞，而且要想办法对其进行弥补。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遏制要比等其恶果蔓延开来再去治理要好的多。
第四、经济决策的制定和推行需要经过一个试验过程。一项经济决策要先在小范围内进行试运行公车使用货币化，确证它的可行性之后再逐步推广。所以经济决策的运行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而不能一步到位的覆盖全局。国有企业承包制的失误正是缺乏这种一步步推进的试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犯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三 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
在中国，公车的使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论文范文。各地政府采购的汽车数量每年都以20%的速度递增。据统计中国目前的公车数量已经达到350万辆，每年用在公车上的开支达3000亿元，比教育经费与医疗经费之和还要多。鉴于此，公车改革成为十几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这么多年推行的公车改革进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即一直在改，一直没有成效，甚至越改惹起的非议越大。以至于一提及公车改革，人们会马上想起诸如：“雷声大，雨点稀”、“只见冒烟，不见起火”“虎头蛇尾”等词语。
当然，近些年推行的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也不例外。所谓公车使用货币化是指取消公车的使用，将公车福利货币化，给公务员一定的交通补贴，至于补贴的标准，各地不一，从300元到3000元不等。对原有的公车实行拍卖公车使用货币化，或者组建出租车队，进行市场化运营。从出发点而言，这种改革是想把公共消费转变为个人消费，以激起人们的节约意识，这样也可以从整体上控制公车费用的增长，以达到节省财政开支的目的。然而，在经历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开头之后这种改革不得不戛然而止、宣告流产。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虽然失败，但它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值得深思和吸取的。这不仅仅是对于以后的公车改革，甚至对于整体上的中国经济改革都大有好处。
第一、要竭力避免经济改革过程中制定的政策发生扭曲和走样变形。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中制定的每一个政策都会对整个经济的运行起到特定的作用。所以每一个政策的制定都会经过严格的论证，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政策的执行不要发生扭曲和走样变形。
正如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一样，当时推行的出发点是降低公车费用、减轻财政负担、尽可能避免公车私用、提高公车利用效率等。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某一个区域财政可能降低，可是总体而言整体的财政负担却在加重。本来给公务员的交通补贴是为了提升其节约意识，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成为了变相加薪。本来公车拍卖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可是拍卖的公车往往会由本单位职工低价购买，从而导致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本来给公务员用于公务的补贴，可归自己自由支配，然而他们却减少了必要的外出甚至把必要的外出变为顺便外出，大大影响了工作效率。本来可以用自己的补贴去做的事公车使用货币化，许多公务员却经常无偿使用下级单位或企业的公车。
诸如此类的现象告诉我们，好的出发点并不能保证好的效果。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是重要的，但是保证这种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扭曲不变形更加重要。
第二、经济改革过程中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敢于和善于接受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自始至终都是脱离于人民群众之外的。从最开始政策的调研、到开始筹备实施、乃至最后的叫停，人民群众始终被排斥在外。不要说积极参与，就连最起码的知情权也没能拥有论文范文。他们只是被动的执行和观望。所以这项政策基本上是政府领导关起门来搞建设的结果，没有经过科学合理的论证，没有经过充分的实地调研，更没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所以最后落得失败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不仅仅公车改革是这样，我们整体上的中国经济改革都是如此。任何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不能离开广大人民群众，有些经济决策似乎和民众没有太大必然联系，但是深究起来哪一项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加强民众的参与意识，使其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而不是被动接受。另一方面，要政府对相关信息进行公开，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同时完善相关法律和法规。
第三、经济改革需要突破旧有的制度和体制上的障碍。中国经济改革的有关政策的推行大多是政府主导型的，即行政权力在政策的运行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种通过行政力量通过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若与政府部门相关人员的利益无关还好公车使用货币化，一旦出现利益瓜葛，该经济政策再怎么推行对要解决的问题而言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其实在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这样。政府既充当了政策的制定者又充当这政策的推行者，这无异于同一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在这样的情形下，公车改革从何改起?如何能让自己的刀去砍自己的把？
这些问题是值得深省的，同时也告诫我们在以后的经济改革过程中要注意摆脱这种二律背反的境地，要注意突破既有的体制障碍。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经济体制内的变革甚至能够引发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到这一点，任重而道远。
无论是1988年夏季的价格闯关、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还是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在我们今天而言都不是什么新的话题了。然而，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总结这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时我们绝不能仅仅把目光集中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上。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用以前的经验教训来为我们今天的经济改革服务。只有这样不断进行历史的总结，我们的改革才有可能少走弯路。只有痛定思痛，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王勇吴光祥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前后世纪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2009，（2）
[2]周祖光青树周浅论国有企业：从承包制中解脱出来企业天地1999，（2）
[3]孙立平公车改革的启示经济观察报2008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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