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人口红利研究_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

从表3中可以看出，从1999年到2009年，总抚养比呈降低的趋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这一代人和他们进入婚育年龄后引发的生育高峰人口，70年代（计划生育刚开始实行前后）出生的人口叠加所产生的效应。同时我们应看到，随着老龄化人口比重呈现缓慢增加的趋势，老年抚养亦呈上升趋势。老年抚养比重的上升将导致总抚养系数呈上升态势,“人口红利期”会逐渐向“人口负债期”转变。因此,我们应当在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口红利的同时,为应付人口老龄化难题早做准备。

3.3 市外流动人口对我市人口红利的影响

以上主要是从封闭的人口环境去探讨合肥市人口红利的存在,这也是大多数研究者探讨人口红利时所假设的“真空”人口环境。但是毫无疑问,人口流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势必会影响到一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影响人口红利。

2000年合肥市区常住人口165.87万。年底户籍人口134.47万，年中132.37 万，通过内插得到2000年11 月1日户籍人口为133.77万，那么流动人口为32.1万人(钱善刚，2007)。可见流动人口在合肥总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

合肥市市区建国以来除了1961~1963年国民经济大调整、压缩城市人口时期和1967~1969年受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的严重影响的时期外都是人口净流入地区。合肥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刘新生在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上透露，自2000年以来，合肥平均每年约增长3万育龄流入人口，目前总数已经接近30万人。统计发现，随着合肥的加速发展，合肥市流动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刘新生说，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共有18至49周岁育龄流动人口88.86万人，其中流出人口60.12万人，占全省1137.5万流出人口的5.29%；流入人口28.74万人，占全省88.48万流入人口的32.48%。流出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三县，共流出58.51万人，占全市流出人口的97.33%。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区，共流入25.25万人，占全市流入人口87.86%。（安徽商报 2007年）

从改革开放后到2002年，合肥市区人口增长表现出以迁移增长为主的特点。(钱善刚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2007)2002年后，合肥市区人口也基本表现着这样的特点。根据合肥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结合合肥学院的抽样调查，目前市区常住人口240万人，75万户，其中，城市户籍人口45万户，常住外来人口30万户。据预测，到2015年，合肥市区常住人口约420万人、140万户，其中城市户籍人口78万户、常住外来人口62万户。(中安在线-新安晚报，2011-1-11)。根据Williamson ( 1997)的研究,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能相对提高一个地区人口结构的生产性。根据合肥市总工会提供的资料，合肥市现有的外来人口从年龄结构上，主要以20~40岁居多，占70%，40岁以上的只占10%。初中左右文化程度占83%，更有3%左右为文盲、半文盲，普遍没有技术等级和职称。（徐传鑫，2005年）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的省外流人口的大量涌入,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合肥市老龄化的进程。大量机械增长的人口将有助于我市人口红利期的延长，从而弥补合肥市老龄化进程导致人口红利的损失。

4. 兑现人口红利的挑战与政策选择

4.1 合肥“人口红利”兑现的制约因素及挑战

合肥“人口红利”兑现的制约因素及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首先是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产生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口”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它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穆光宗，2006）

合肥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续存在。虽然人口红利期内劳动力人口数量上具有优势,但合肥市人口综合素质却还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尤其是外来的流动人口，虽然大多为适龄劳动人口，但他们大多数受教育水平低且从事职业技术含量低。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后,经济增长将主要不是依靠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和价格廉价,而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劳动技能提高来推动。（郭岚、张祥建、李远勤，2009）合肥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加快实现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升级,劳动力的素质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将尤为突出。因此,在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同时,应越来越多地重视全面提高人口质量, 对经济持续高质量的增长至关重要论文网。

同时，合肥人口老龄化有加剧的趋势。随着人口结构老年化的加剧，合肥市老年人口也不断增加，据了解，截至2006年底，合肥市老年人口已达56万，占总人口的11.7%，按照国际通行10%的标准，合肥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合肥市的老年人口仍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到2025年，预计合肥市人口数量将达到562万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届时合肥市老年人口将超过140万，将占总人口的25%，并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一个“老年人口高峰平台”。（江淮晨报，2007）

这些将导致合肥市面临着“人口负债期”的挑战。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将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估计在现行人口政策下,今后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可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失衡。

其次,按照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储蓄率下降将会引起经济增长放缓。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大量劳动年龄人口转变为老年人口,总抚养比将趋于上升,这最终将导致储蓄率下降,投资能力降低,影响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再次,社会保障负担的加重影响经济增长。人口负债期随着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大幅上升,将进一步加大家庭与社会的支出。老年人口对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大大高于年轻人口,这必然会挤占政府对其他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人口负债”将对合肥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对养老保险制度提出诸多严峻挑战。

4.2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政策选择

首先，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将人口数量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转变。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要树立人才资源第一的观念, 把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实施人口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提高全民身体素质; 二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仅需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要提高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术培训水平; 三是提高全体市民思想道德素质, 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

其次，消除人口流动障碍,科学合理引导人口流动与分布。合理的人口流动与分布有利于延长合肥的人口红利期,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市外人口的大量流入,不仅给合肥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而且有利于推迟和缓解老龄人口高峰,为积极应对老龄化高峰赢得宝贵的时间。当然这也增加了合肥市资源、环境、治安等方面的压力。但对合肥来说,合理引导和调节流入人口的关键,在于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建设高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减少一系列制约劳动者顺畅流动的政策措施,增加对市外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

第三，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前20～30年,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家庭与社会相互配合的养老保障体系,进行足够的经济、设施和制度储备,以应对人口老龄高峰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陈燕萍，2010）为此,应及早进行制度安排, 通过打造社区照顾养老模式，扶持民办养老机构等建立健全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同时还应当鼓励发展“银发产业”。比如，对社会化的养老机构在用地、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最后，实行积极老龄化战略, 合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2002年4月在马德里召开的联合国世界老龄大会就提出了面向新世纪的积极老龄化战略——《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其主要精神有两点: 一是老年人不是社会的包袱, 而是全社会、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同时还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二是倡导老年人自身要以积极的、健康的姿态参与社会发展。积极老龄化是老龄观的一个革命性变革（中国老年学学会，2003）。在积极老龄化的背景下,合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尤其是知识型老年人力资源, 充分发挥老年人才的余热, 比如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推行弹性退休制度或推迟退休年龄等，可以成为我市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与经济发展矛盾的重要途径。

5．结束语

鉴于以上分析, 我们对我市人口红利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市新时期人口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制度创新, 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引导人口合理分布, 改善人口结构; 引导老年人由“老有所养”转变为“老有所为”。实现人口数量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的转变, 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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