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人口红利研究_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

论文导读:：人口经济学认为,处于不同年龄结构阶段的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文章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自然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对合肥市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人口红利的研究。同时指出现阶段既存在着制约兑现人口红利的不利因素,又面临人口负债期的严峻挑战。并建议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论文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
 

近年来,合肥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2010年合肥生产总值2702.5亿元，同比增长17.5%，分别高于全国、全省7.2和3个百分点，连续七年保持在17%以上（沈娟娟、刘甜甜，2011）。对于解释这一现象,大多是从技术进步、体制创新等方面着手分析。比如，杨增权认为“总结合肥近年来又好又快发展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抓住了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杨增权,2009)”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在统计分析中指出，合肥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十一五’以来，合肥市大力推进“工业立市”战略，狠抓工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业经济加快发展的政策。（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2010）”。但较少有人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特别是合肥市正在经历人口红利期这一因素进行研究。

1. 研究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转变。在人口结构上,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因此，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这样的一个阶段: 劳动力负担从1978年的68.35%下降到2007年的37.42%(李魁, 2010)。人口经济学家称这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阶段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得总人口中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同一时期内都比较低、储蓄和投资增长，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时期。

合肥市人口发展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出生率从1990年的21.47%下降到2009年的10.23%（见表1）,连续多年保持在全国水平以下;在人口结构上同样也进入了劳动力供给丰富、人口抚养比负担轻的历史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对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考察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相关研究综述

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期的人口经济理论多集中于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到20世纪中叶后,人口经济学家们才将关注的重点从人口增长扩展到人口年龄结构,认为不同年龄的人群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人口中劳动力对经济产生影响。Brander和Dowrick(1994) 、DavidE. Bloom和David Canning (2004) ,他们将总人口分为被抚养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认为被抚养年龄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会促进经济发展。第二，人口结构通过影响储蓄率作用于经济。Kelly (1973)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动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之一。

国际上许多人口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做了数量界定，把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抚养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低于50%的年份,作为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可能获取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时期(桂世勋,2006) 。这对于某一国家、地区“人口红利期”的分析和探讨,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同样对于求证并分析我市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篇文章正是从自然增长率变动、人口负担系数变动、流动人口的影响等方面多角度对合肥市进行人口红利的研究，以探究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合肥市的人口要素是如何对合肥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以及如何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切实推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动力。

3. 合肥市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期”

3. 1 合肥市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态势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 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合肥市出现了第一次生育高峰。1958～1963年，前3年国民经济困难，出生率降到最低点，死亡率上升，自然增长率锐减到历史最低水平。1961～1963年，经济形势好转，出生率回升，死亡率降到正常水平。1963年左右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峰，自然增长率也达历史高峰。1964～1976年，合肥人口自然增长呈逐年减少趋势。13年间出生率除1967～1968年略有回升外，其余年度均连续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保持正常偏低水平。1977～1985年虽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自然增长率仍有缓慢回升论文网。1986～1990年，60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处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期。之后，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降低到了一个稳定水平。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出生率维持在10‰ 附近,死亡率在4‰ 左右小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6‰ 左右。

总体来说,建国以来,合肥市人口增长经历了由高峰期进入低谷期,又转入高峰期,继而于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后进入稳定期的4个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过渡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

资料来源：合肥市志

资料来源：合肥统计年鉴2010

从图1和表1我们可以看出,合肥市的自然增长率在1963年左右出现一个高峰,1963年更是达历史最高峰44.14‰。20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这一代人经过20年左右后成为省内劳动力。2000年以后,这一代人步入中年,无论是储蓄能力还是人力资本都处于生命周期的高峰,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中流砥柱,这是人口红利期的有力见证。同时，他们在1986～1990年相继进入婚育年龄，使得合肥人口处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期，为人口红利期得以延长提供了基础。

3.2 从人口负担系数看合肥市的人口红利期

人口负担系数,是观察社会对非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程度的重要指标。总人口中除去劳动适龄人口,剩下的就是负担人口。按照国际标准,是指0～14岁少儿人口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两部分人口的总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之百分比称为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人口负担系数低,意味着劳动力相对丰富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相对较小。较轻的劳均抚养负担和赡养负担使劳动力资源更容易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表2可以看出，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合肥市人口负担系数经历了从1964年高达68.35%的社会抚养比到1990年的31. 37% 。表3则体现了人口负担系数逐步回升的过程。但总的看来，目前仍是人口负担系数较低的时期。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 全市常住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92.5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0.21 %；15-64岁的人口为323.9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70.45%；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46.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9.34%。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1.9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25个百分点。（合肥市统计局，2006）

2010年12月28日，安徽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安徽省统计局等相关部门发布预测，2032年前后，安徽省人口红利期将结束，届时总抚养比将超过50%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劳动力内部人口逐年老化。（郭娟娟，2010）安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根据这个预测,以及结合合肥人口负担系数相对安徽省水平稍低的历史特点，可以估计，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左右到本世纪30年代初期左右合肥总负担系数小于50% ,这一时期前后大约持续50年左右,是我市低人口负担系数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带来的储蓄提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推动作用, 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既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也提供了资本要素基础。20多年来合肥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正得益于此。

表2 合肥市老、中、少年人口结构百分比及年龄中位数

资料来源：合肥市志

表3 合肥市人口年龄构成及负担系数变化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2000~2010年）。部分内容为作者根据年鉴数据计算。

表4 主要年份合肥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合肥统计年鉴2010

田雪原等（2006）学者认为, 抚养比（人口负担系数）是刻画人口红利的较为准确且可行的指标。本文选取总抚养比来度量人口红利变化, 选取人均GDP来反映经济增长。结合表3和表4的数据，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总抚养比和人均GDP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t-检验和p值都说明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所以可以得到，人均GDP =-3627.35×人口负担系数+171981.9。人口负担系数与人均GDP呈负相关且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高达0.818369。说明人口负担系数越大，人均GDP越低，经济发展的程度也就相应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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