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描写了一场以自由平等为名的动物革命的酝酿、爆发以及退变，而这具有普遍象征意义。本文将以小说为本，分析极权者通过控制“过去”、“当下”、“未来”奴役民众的手段，分析政治压迫下民众的心理对极权形成的消极促进，以期揭露极权社会的形成过程。极权者利用革命的名义及消除民众的回忆来控制过去，利用恐怖手段、宣传工具及政策变换控制当下，通过提供给民众虚幻的许诺来控制未来，而民众的心理对极权有间接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动物农场》，极权手段，民众心理，极权社会
《动物农场》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部反乌托邦的政治寓言小说，1945年首次出版英文版，作者于第二年开始了《一九八四》的写作。“《动物农场》描述了一场‘动物主义’革命的酝酿、兴起和最终退变。”①
依据故事情节所述，在英格兰有一座曼纳农场②（Manor Farm），他的所有者是位名为琼斯的人，农场中有一头叫老少校（old Major）的猪提出了动物要反对人类压迫的理论，在其死去一段时间后，一场造反爆发了，动物赶走了主人琼斯，自己当家作主。动物们把农场的名字改为“动物农场”（Animal Farm），并根据老少校的革命遗嘱订立了“七诫”③，要敌视人类，防止动物们沾染人类的恶习和保障动物们的权益与平等。因为动物们一致认为猪比其他动物都聪明，猪于是就成为公认的领导阶层，由名为斯诺鲍（Snowball）和拿破仑（Napoleon）的猪联合执政。
但不久，拿破仑借助豢养的恶犬赶走了斯诺鲍，并为自己与自己的帮凶（追随自己的猪和恶犬们）攫取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建立了极权统治。最后，他们④（they）甚至学会了两条腿走路，与其他本来相互敌视的人类农场主一起宴饮狂欢，蜕化为与人类相同的动物剥削者。农场的名字又由“动物农场”改为“曼纳农场”。
一般认为，小说中的拿破仑影射了斯大林，斯诺鲍指托洛茨基民众心理，而革命爆发至极权建立的过程则暗合了十月革命后，苏联进行的新经济改革、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大清洗、卫国战争以及在德黑兰会议上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和解，讽刺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如果说《一九八四》描写了一个成型的极权社会的话，《动物农场》则描写的是从革命至极权建立的过程，即那个成型社会的前传。正因为有所指，而其所指又证据凿凿，所以《动物农场》这部小说所展现的极权化过程就更显得真实了。在这里，我们将以《动物农场》为线索，来分析国家的极权是如何实现的。
一个国家的极权的建立，其最大的推动力量与邪恶之源莫过于极权者，如纳粹德国有阿道夫希特勒，意大利有墨索里尼。他们都拥有强大的野心与手腕，将人民尽情地驱使与奴役，以满足自己的邪恶野心与目的。他们是确定无疑的罪魁祸首。但谈到极权，就不能不谈汉娜·阿伦特。根据阿伦特的观点，极权国家的人民同样在极权过程中扮演了他们的角色。他们既不承担任何责任，也缺乏判断力，他们只是乐于接受社会规定的各种角色，极少对所做的一切提出质疑。在谈及纳粹德国时，她写道：“群众……成了极权主义这架残酷无情的统治与灭绝机器的帮凶，甚至与职业罪犯相比，他们能犯下更大的罪行，只要这些罪行组织有序，又摆出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当然，对于屠犹的暴行，德国人民也不是完全有罪责，但在极权社会中，人民群众在极权者之外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采取了什么行动呢？处于对该问题的思考，本文在分析极权建立的过程时，将对应极权者的手段，考量其治下的人民群众的反应与表现论文发表。
“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⑤”所有人都生活于“过去—当下—未来”之中，为这三个区间填充感情、经历与想象，构成鲜活的生命（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过去”，既可以指久远之前的“历史”，也可以指刚逝去不久的时间段。因为“遗忘”是可怕的，遗忘不可避免，且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制度中的人与制度本身经络相系，血肉相连，极权者对制度的建构、改造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活，而民众因此会呈现出相应的生存状态。下面，我们将通过极权者及群众对待过去—当下—未来这三个时间区间的不同态度及方式，描述极权的实现。
一、对待过去
1.革命
革命始于对剥削压迫者的反抗，他是神圣的。革命矗立在新时期的顶点，与未来无限远处的理想社会遥遥相对。
动物们爆发革命过后，猪成为了动物的组织领导阶层民众心理，因为他们比其他动物更为聪明。这正符合了政权的更迭与重建的规律，当被压迫者从当权者身下获得解放时，新的社会仍需要必要的行政机构来保障新的自由与权利，所以人民群众就需要再次让渡出部分权利，接受代表们组成的新的机构的管束与领导。
同时，新的权力与阶层的划分，他的标准是“聪明”，在政治场中，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有知识、有能力”，但是，这一简单的功利性的，忽视道德与民权代表的评定与划分，是必会为新兴的领导阶层在将来的退变留下权柄。而动物们在这一时刻的天真与盲从，正预示了其日后的羔羊地位。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认为“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机器的行动这个角度来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全看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群体的易受暗示性及易冲动的感情，使群众极易受到“革命”的正义之感召而激动不已，并在革命的名义下失去对自我及对周围情势环境的判断，被别有用心的极权者的鼓动话语或理论所蒙蔽蛊惑。
但是，即使是最民主的制度，只要有身份、地位的分别，就会有不平等。其后，本应作为动物公共财产与资源的牛奶被猪窃取，苹果也大多被猪独享，他们享有所有这些特权的借口是为了确保猪能有效地管理农产。纵使后来拿破仑通过屠杀等残忍的极端手段不断专权，我们仍旧可以看出，任何本质的变化都开始于形式，在政权建立之初，就存在着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一直被民众纵容或容忍下去。然而，不平等是滋生极权的寝穴，甚至为极权提供初始的合理性。这表明动物们的革命是不彻底的，革命实现了政权的更迭，但在思想的领域里，对于领导层及普通群众来说，个人的权利意识都没有实现民主化、平等化。这种思想上的未革命性对于后来拿破仑的专政，未能形成任何有效的质疑以及阻碍。
“革命”是神圣的字眼，随神圣性而来，“革命”一次就附带了权力性，而成为元叙事，符合革命的即为正确的，不符合的，即为反革命，为人民公敌，政权就有理由与权力将其抹杀掉。有标准就会有对标准的利用。当“革命”成为明辨是非与价值判断的标准民众心理，“革命”亦会常被用来作为党同伐异，镇压反对力量的遮羞布。
小说中当斯诺鲍被赶下台时，拿破仑给他捏造的罪名就是他与原来的压迫者琼斯是一伙的；当拿破仑肃清其他反对力量时，给他们的定性是潜藏的斯诺鲍的特务。拿破仑作为极权者将一切反对力量都置于反革命的罪名下加以驱逐残杀，然而，他的行为却是赤裸裸的对“革命”的背叛。
2.记忆
“……现实是不存在的。现实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而且不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因为个人的头脑中可能犯错误，而且反正就快要死亡；现实只存在于党的头脑中，而党的头脑是集体的，不朽的。不论什么东西，党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除了通过党的眼睛，是没有办法看到现实的。⑥”
《动物农场》中“尖嗓”（ Squealer）作为拿破仑的代言人与吹鼓手，承担着与希特勒的手下——臭名昭著戈培尔相同的职能，他就不断宣称斯诺鲍并不曾英勇地领导过保卫农场的战斗，而拿破仑才是领导者。可悲的是，动物们却接受了尖嗓的一次又一次的对过去事实的篡改，他们这是对过去的遗忘。
极权能制造过去，制造历史，“许多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回忆被当作真是的回忆接受了。这是因为它们虽然不真实，但却是‘正确的’”⑦。极权的威慑迫使人们接受不真实的回忆，但是，记忆是人们自我不断确认自己的镜子，如果只有遗忘，而记忆缺失，人们就会对自身的存在、对生活无所依从。同时，真实的记忆是对真相的保存，民主就是在一步步的战胜压迫、战胜黑暗的过程中不断积淀起来，厚重起来，强大起来的。如果真相被遗忘，民主的基础就会变得虚无，民主的进程就会断裂崩塌。
而动物们遗忘过去的结果是只能不断相信尖嗓提供的所谓的生活水平提高的数据，不断接受拿破仑当下给与的命令与指示。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记忆，没有标准，没有自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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