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貌合神离的康罗伊夫妇和虽死犹生的弗雷
加布里埃尔·康罗伊是这篇小说的男主人公，他受过高等教育，既继承了本国的优良传统，有着爱尔兰人天性中的热情与宽容，又能紧跟时代步伐，竭力向国内引进外国的先进文化。他易于接受新事物，比如：他从大陆给自己和妻子买回套鞋，要求孩子夜里戴绿眼罩，让他练哑铃，强迫孩子吃麦片粥等。他重事业，爱家庭，是个有责任心并追求完美的男人，但他也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傲慢，不屑与一群俗人为伍。他把舞会上的讲演稿删了又删，认为他的听众很难欣赏他那高雅的艺术。他也厌烦爱尔兰这种沉闷的令人窒息的生活，每年都去国外换换新鲜空气，但他不知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生活方式，况且他并没有打算要改变它，因为他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有一个漂亮温柔、百依百顺的妻子，有一份高薪的大学教师的工作。他先后遭到三个女人的奚落与嘲讽，特别是他的妻子格莉塔对他的顿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舞会结束后，在去旅馆的路上他看着举止优雅的妻子，心潮澎湃，情欲激荡，原想回到旅馆后与妻子温存一番，却发现妻子魂不守舍，郁郁寡欢，经询问才发现，原来舞会上的一支爱尔兰情歌唤起了她对早已去世的少年恋人迈克尔·弗雷的忧思，而且她还说弗雷是为她而死的。这对一向自命不凡的加布里埃尔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格莉塔唯一的保护人和心上人，没想到在妻子的心里自己还不如一个十七岁就死去的俗气的人。他顿时觉得自己是个多么可怜的人，“把自己乡巴佬一样的情欲当成了美好的理想”（P.陶艺欣赏论文302）。这么多年来一直与一个死者争夺在妻子心目中的位置。如果说加布里埃尔代表着一种新型文化——殖民地文化，那么死者弗雷可以说是濒临灭绝的凯尔特文化（爱尔兰本土文化）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两种文化冲突的一种表现。弗雷虽已死去，但借助格莉塔这个代言人捍卫着本民族文化。格莉塔是加布里埃尔“最亲近”的人，同时也是旧文化的支持者，这让加布里埃尔彻底地顿悟，感觉自己的灵魂在慢慢地逝去，“已接近了那住着众多死者的领域。”（P.306）在这里“生”“死”好像没有了界限——“死者”其实不是埋葬在墓地里的弗雷 ，而是形形色色的精神麻木的都柏林人。弗雷虽然不能张口说话，却通过各色人物代表主宰着整个爱尔兰。
乔伊斯与爱尔兰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关系，他热爱哺育过自己的这片土地，同情那里平民百姓的疾苦，但他对爱尔兰腐败的社会制度、反动的宗教势力、可怕的市侩作风以及所有的势利小人深恶痛绝。正如鲁迅对孔乙己的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乔伊斯知道，爱尔兰不仅无法向他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而且还会消磨他的意志，耽误他的前程。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并发扬一种新的民族精神，乔伊斯必须像古希腊神话典故中的能工巧匠迪德·勒斯一样，展翅飞出迷宫，远走高飞。尽管乔伊斯于1902年“忠诚地出走”置身于爱尔兰社会动荡之外，但他时刻挂念自己的祖国，尤其是他的故乡都柏林。从这一点上看，《死者》中的男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其实就是作者本人的写照，加布里埃尔最后精神顿悟的结果就是冲出樊篱，远离这座瘫痪的、令人窒息的古城，到大陆去寻找一种新的民族精神来解放自我、解放爱尔兰。
这篇小说以耶稣诞生日的圣诞节为背景，“生”与“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对照，强调了加布里埃尔艰难觉醒的深远意义，如作者所说：“在我按照现在的方式谱写了这章道德史之后，我已经向我们国家的精神解放迈出了第一步。”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