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冯梦龙的“三言”是一部受因果报应思想十分明显的作品。其中涉及这种思想的作品，大约占其总篇的三分之一。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历来多受人之诟病，不被人们所认可。对于这些劝善惩恶的作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的因果报应的外在形式，更要看到它的善恶观念。这种善恶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念。从“三言”中的果报小说所表现的伦理观念来看，其主要倾向应该是进步的。
论文关键词：“三言”,因果报应,“阳报”,“阴报”
从辑结成集的第一部早期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到被称为我国最后一部话本小说集的《跻春台》，可以说没有一部作品没有“因果报应”的劝诫与说教。以至于话本小说径直被称为“因果报应之书”(《娱目醒心编·序》)，“劝善惩恶之书”(《跻春台·序》)。可以说这已成为中国话本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因果报应种思想延续的时间如此之长，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格外的重视。“三言”是我国古代话本小说的经典之作，也一直是文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但对于其中的因果报应观念则多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三言”中的因果报应思想也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历史渊源。
一
据笔者统计在“三言”中有因果报应内容的小说，共计三十六篇，其中《喻世明言》中十三篇，《警世通言》中十四篇，《醒世恒言》中九篇，几乎占了“三言”的三分之一。
“三言”中的因果报应思想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体现的，一是阳报故事；二是阴报故事。东晋的慧远曾说：“经说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1]就话本小说所讲的报应故事来看，它已经把“现报”和“生报”合在了一起，只讲了两报，我把它称之为“阳报”和“阴报”。“阳报”多指作恶之人在其还活着的时候就受到了惩罚的报应；“阴报”是指作恶之人在其死后在阴间或者轮回转世之后受到的惩处。
“三言”中的“阳报”故事有《乔彦杰一妾破家》、《老门生三世报恩》、《计押番金鳗产祸》等。
《乔彦杰一妾破家》写商人乔俊娶妾周氏，周氏在乔俊外出经商期间与仆人董小二私通，董小二后来又骗取了乔俊的女儿玉秀，乔妻高氏发现后将董小二杀死。此事后来被泼皮王青告发，乔俊的妻子、妾和女儿都死在了牢狱之中。乔俊回家之后也跳湖自杀。乔俊死后附体向王青索命，王青也跳湖自杀。《老门生三世报恩》讲的是蒯遇时先后三次录取老门生鲜于同，将他从秀才提拔到进士。鲜于同选官之后，报宗师及其子孙三世之恩的故事。《计押番金鳗产祸》是说金鳗被计押番吃掉之后，便投胎为计押番之女庆奴，庆奴长大之后先后和周三、戚青、张彬等男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不仅仅败坏了家风，而且是计押番夫妇身首异处，也连累的一干奸夫命丧黄泉。
“三言”中的这些“阳报”故事，有的是在原话本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即在原话本的开头或者末尾进行增补和加工润色，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因果报应故事，《乔彦杰一妾破家》便是其中之一。《乔彦杰一妾破家》是根据宋话本《错认尸》改订的，在原话本中本来是没有乔俊向王青所命这一结尾的，冯梦龙认为原作王青作恶没有得到报应，增加这一情节，才称得上报应不爽。然后又发了一番议论“乔俊虽然好色贪淫，却不曾害人，今受此惨祸，九泉之下，怎放得王青过。”[2]有的是冯梦龙自己的作品，如《老门生三世报恩》，它也是一篇有因果报应内容的小说。小说的题目便标“报”字，三次录用与三次报恩虽然是作家的虚构，但我们足可以看出“因果报应”这一思想对作者的影响之深。
“三言”中的“阴报”故事有《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游酆都胡母迪吟诗》等。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写韩信生前尽忠报国，为汉朝打下了半壁江山，最后含冤而死。韩信死后转世为曹操，先为汉相，后来做了魏王，坐镇许都，霸占了汉朝的半壁江山，以报前世之仇。刘邦则转世为汉献帝，一生都被曹操欺辱。吕后转世为伏皇后，被曹操用红罗勒死在皇宫之中，以报长乐宫之仇，正是“天地无私，果报不爽。”[3]《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写元顺宗年间胡母迪有感于岳飞被秦桧害死之事，写诗抒怀。后被阎君请到了酆都，阎君说出其中的因果，并让胡母迪遍游地狱。胡母迪看到了秦桧及其妻子王氏在地狱所受之苦，方明白“天道报应，或在生前，或在死后；或福之而反祸，或祸之而反福。须合幽冥古今而观之，方知毫厘不爽。”[3]
这种“阴报”故事多和佛教的“业报轮回”学说联系在一起。“佛教的轮回思想和传统的报应观念结合在一处，就生发出了奇特的想象力。因果报应的链条越拉越长，形成了戏说的历史局面。”[4]这种“后报”的故事，其故事性更强，也更加的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另外，除奸臣存忠良本是儒家对于臣者的道德要求，佛教扎根于中国之后，却用其因果报应的思想来弘扬儒家的君臣忠义观念，从中我们足可看出释道之合流。
总之，经过历代小说家的努力，因果报应作为情节布局中的惯例因素，“三言”之中反映的现实与冯梦龙的艺术技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叙事策略。“当作为道德观的因果报应思想与作为叙事结构与情节的因果关系达到了契合，作品内在的逻辑性也就得到了突出。一篇作品展示的情节，往往就是一个有因有果的道德实践过程。”[5]各环节的前因后果环环相扣，不但昭示着某种道德观念，也显示着结构的谨严有序。
二
“三言”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就好像是人的血液一样，已经渗透到了人体的各个部位。“三言”中大量的因果报应故事的出现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的。
首先是小说的“劝惩教化”功能。“三言”中的“因果报应故事融入人生的现实经验后，其功能已经由魏晋南北朝宣佛小说的自神其教转向了人间正道的维护。”[6]刘勇强先生说“劝惩与娱乐是白话小说发展中形成的两大基本功能。如果还要细分的话，宋元时期更偏于娱乐性，而明中后期则突出了劝惩意义。”[7]
“劝惩教化”模式几乎笼罩了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创作。作为通俗小说家的冯梦龙当然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他甚至把小说的创作抬到了和儒家之经典等量齐观的地位。他说：“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捷且深也。”[8]又说创作小说的目的为“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9]所以，他把自己编辑的小说作品叫做《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从作品的名字之中就透漏出一种浓厚的教化意味。因果报应思想便是冯梦龙实现“劝惩教化”的手段之一。当然，因果报应这种思想在前代的文学作品中也多有出现，不仅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还是在唐传奇中，运用因果报应思想来组织故事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结构模式。冯梦龙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模式更是驾轻就熟。同时，这种“劝惩教化”的文学观念，使得大多数的古典小说家具有较强的神会责任感，力争自己的作品能够有补于世。
第二是作者内心感情的抒发，即我们文学上所说的“泄愤”说。“泄愤”说是出现在明朝中后期的一种学说。它的出现也是有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的。
从文王演八卦到屈原放逐而有《离骚》再到司马迁愤而著《史记》，无一不是为了抒发心中的块垒而创作的佳作，这些都可以说是“泄愤”说的源头。而到了明代“泄愤”说才正式出现在小说的理论界，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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