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渐渐地，他置身在这个更大的社会骗局中迷失了自我，以至于试图用不公正的报道获取利益，但当他真正意识到应该救赎自己灵魂，履行记者的责任时，却被抓入监狱。结尾董丹被邀参与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说：‘待会儿，摄影机开始的时候，别提那位帮你刊登文章的权势人物什么的。’董丹说：‘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样的结局不免让读者有种难以言说的失落和无奈，但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这种悲剧意识是对个体生命的孤独与无助，虚无性与无从把握性的体认，同时也是在对揭示命运的荒谬中体现出一种悲剧性美感。
另一个人物陈洋，是一个周旋于钱权包围中内心扭曲的艺术家。他处在这样一个利欲熏心的社会，为了生存受到了各种欲望的折磨和驱使。叔本华说过：“人生就是一团欲望。”那么，存在主义更是深入挖掘人存在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在它看来，人无法摆脱现实生活的压抑和奴役，因此人性被扭曲，人格被异化。事实上，艺术家对权钱充斥的社会是愤怒和鄙夷的，但想要出名的欲望使其无法操纵自己的命运，因此时常陷入内心的矛盾的挣扎中，而后精神失常的自嘲：“不是只有出卖身体的才叫做婊子。有一种人比那种婊子还要低下，因为他出卖的东西比身体更宝贵，我就是干这事，没错，我也是不得已，不得已是因为我也是凡人。”他对抗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作画，因为那才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欲望是由人产生的，而人反过来却往往受欲望的控制，这不正是一种人的宿命的荒谬性吗？这一人物的悲剧在于他以扭曲的人性去对抗现实生活，又在人性的扭曲中走向堕落和毁灭，从而形成一种由欲望操纵着无法把握的命运，使人产生了荒诞的悲剧。
拨开这些虚伪的人物，小说中最单纯的形象就属妻子小梅了。这一人物形象，跟严歌苓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她们都很质朴而且拥有强大的内心，像《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也是如此。严歌苓在一次访谈中说：“她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执着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价值和道德的判断。”小梅确实如此，无论现实社会是多么腐朽、不堪，多么特殊、另类，她始终活得与世无争、心安理得，以一种沉静的生活姿态面对一切狂风暴雨，即使是在董丹入狱的情况下，她也是义无反顾的等他出来。在这一人物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对抗荒谬的心念，从而增强了个体对抗存在境遇的勇气，这种勇气的具备使得她能大胆正视人性的黑暗。
在这样一个利欲熏心，权钱交易的社会，真正能保持着自己那份纯洁、恬静的人又有多少呢，无论是拥有社会地位的著名艺术家还是自由攥稿人，当他们了解了其中不为人知的辛酸后，发现面对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腐朽亦是无能为力。严歌苓正是以这样一个批判讽刺的笔调书写了一场悲剧的盛宴，荒诞诙谐故事的背后反映的是凝重的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1 萨特著.陈宣良译.《存在与虚无》.[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第679页
2 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