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辞”篇目次序变化看历代楚辞观_朱熹

论文导读:：虽均名之“楚辞”。而其辑录的作品却不尽相同。署名“汉沛国刘向编集后汉南阳王逸章句”。第二条是晁补之路线。清楚辞集注拾遗十七卷李文炤同朱熹集注。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
论文关键词：楚辞，辑录，王逸，晁补之，朱熹，黄伯思
 

只要认真留意地将几本主要的楚辞读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等，虽均名之“楚辞”，而其辑录的作品却不尽相同。哪怕是现存最早《楚辞》集，署名“汉沛国刘向编集 后汉南阳王逸章句”，其辑录作品也发生变化，王逸《楚辞章句》就在刘向《楚辞》（佚）作品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作品。而据考证，最早之《楚辞》作品集为刘安所辑，其中便有刘安《招隐士》。[①]或许有此先例，后世“楚辞”辑录发展空间便极大。或遵循王逸《章句》之传统，不断加入自己的创作；或大胆颠覆其传统，如明、清以后凡以“楚辞”名书者，多只辑录屈赋二十五篇。不仅如此朱熹，“楚辞” 篇目排列、注释理解往往各有心得，百家争鸣。正所谓“字经三写，乌焉成马”。何况选注之学本就有极多学术个性元素呢？

诸种文献目录学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历代关于“楚辞”的众多文献究竟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历代作品选录的细微而关键的变化中，体现了各代对“楚辞”什么样的接受心理和学术认识？弄清梳理这些问题，是楚辞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于我们宏观把握楚辞学、尤其是楚辞文献学的学术分期，对于研究历代楚辞的接受心理和学术认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崔富章先生《楚辞书目五种编续》为基础文献，大量参阅各类“楚辞”书目叙录、序跋，从接受学角度，看历代楚辞辑录文献之变的基本路线，及其这一过程中对“楚辞”概念的理解。

一、“楚辞”作品辑录篇目、次序变化一览表：

二、“楚辞”辑录的三条变化路线

纵观上表，我们便不难发现“楚辞”辑录之变有三条清晰的路线：

一条是刘向、王逸路线朱熹，也是传统路线，即尊重前代楚辞辑录历史，末卷加入自己和同时代的楚辞作品。如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十四卷》基本遵循此路，加入王夫之《九昭》。但这条路线汉代以后应用者极少论文发表。

第二条是晁补之路线，可称为回归路线，即删繁就简，力图在纷繁杂乱之文献界，回归前代“楚辞作品集”之经典面貌。清·李文炤《楚辞集注拾遗十七卷》继承朱熹《集注》，民国·李详《楚辞翼注不分卷》羽翼王逸《章句》，就是这种辑录思路的体现。

第三条是朱熹路线，可称为个性化路线，即增删并用，随意性较大。明清乃至当代以来，走此路线者在辑录界一直为主流。这条路线的随意增删，让楚辞作品辑录个性化增强。或综合前代各类辑录作品为一集，如清·强望泰《楚辞初学读本审音十卷》依据朱熹《楚辞集注》和明·张凤翼《楚辞合纂十卷》选录作品最多。或仅录屈、宋两人作品、或仅录屈赋二十五篇，走到极致者乃至仅录《离骚》一篇而称“楚辞”。故姜亮夫先生曾说：“散乱楚辞者，起朱熹，以后代有增损，皆为熹所蔽，至多不过为朱氏一家之说，不足为正。”（《楚辞通故八十卷·叙目》）

三种路线，体现历代《楚辞》作品辑录一种总体趋势：“权威”性打破，个性化增强。但同时，三条思路也有核心不变之共性，那就是，都以屈原作品为中心，尤其以《离骚》为中心。

三 、“楚辞”作品辑录删选篇次与“楚辞”概念的演变

从上表中还可知朱熹，“楚辞”辑录的作品选择及篇次不尽相同。而选择作品篇目次序的不同，实际反映了辑录者对“楚辞”概念理解的差异。在各类楚辞作品辑录序跋中，均能看到辑录者对“楚辞”概念的理解。

1．目录学楚辞观

最早的“楚辞”观应是刘向、王逸楚辞观，可称为“目录学楚辞观”。“楚辞虽肇于楚，而其目盖始于汉世。然屈宋之文与后世依放者通有此目。”（宋·黄伯思撰《校定楚词序》）《说文》：“目,人眼,象形。”“目”的本意是指人眼。引申为条目、要目、目录。“楚辞”是刘向、王逸建立起的新“目录名”，后世沿用：“刘向编集楚辞十六卷，是为总集之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王逸认为，“楚辞”是一类作品之目，即是“屈原之词”和“祖式其模范”的词赋经典作品之目：“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论文发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朱熹，永不刊灭者矣。” （王逸《楚辞章句·叙》）

而从王逸《楚辞章句·叙》还可知，王逸是对刘向观点的承续：“读《楚辞》而伤悯屈原，故为之作解。”（王逸《九思·自叙》）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王逸《楚辞章句·叙》）姜亮夫先生也认为：“《章句》十六卷今次，即刘向原次。”[②]

2．流变的楚辞观

第一个反对王逸的晁补之也有自己的楚辞观，可称为“流变的楚辞观”。一方面，认为 “楚辞”是刘向所编作品集名称，包括屈赋和拟作。故对王逸《章句》有许多批判而《重编楚辞》，除了按照作者时代先后重排作品次序外，又因王逸《九思》“非旧录”删去，以还原刘向《楚辞》原貌：“王逸，东汉人，《九思》视向以前所作相阔矣。又十七卷非旧录朱熹，故去之。”（宋·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卷四上“《重编楚辞》十六卷”提要）另一方面，又认为“楚辞”仅指宋玉以后至宋代模拟《离骚》之作，屈原作品为“离骚之辞”，且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诗亡而后离骚之辞作”（ 宋·晁补之《离骚新序》）。“离骚之辞”是屈氏原创，是“源”；宋玉以后至宋代模拟《离骚》之作称为“楚辞”、“变离骚”，是“流”。其论曰：

补之既集续楚辞二十巻，又集变离骚二十巻。或曰果异乎？抑屈原之作曰离骚，馀皆曰楚辞矣。（晁补之《变离骚序》）

《续楚辞》二十卷，右族父吏部公编。择后世文赋与楚辞类者编之。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计六十篇，各为小序以冠其首，而最喜沈括，以为辞近原，盖深探其用意疾徐其步骤而与之偕然，亦暇而不廹也。

《变离骚》二十卷，右族父吏部公编。公既集《续楚辞》，又择其馀文赋，或大意祖述离骚，或一言似之者，为一编，其意谓原之作曰“离骚”馀皆曰“楚辞”。今“楚辞”又变，而乃始曰“变离骚”者，欲后世知其出于原也，犹服尽而系其姓于祖云。所录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论文发表。

（宋·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卷四上）

此种楚辞观前后矛盾，故并不为宋代楚辞学界认同：

《汉书·朱买臣传》云：严助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朱熹，帝甚悦之。《王襃传》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者，九江被公等。楚辞虽肇于楚而其目盖始于汉世，然屈宋之文与后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陈说之以为惟屈原所著则谓之离骚，后人効而继之则曰楚辞，非也。 （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

3．抒情文体楚辞观

朱熹楚辞观可称为“抒情文体楚辞观”。他认为可入“楚辞”之作品，其内容旨意应继承屈原《离骚》幽忧穷蹙、怨慕凄凉的抒情传统。

右朱文公所定也，《离骚》凡七题二十五篇，皆屈原作，定为五卷；《续离骚》八题十六篇定为三卷。……公谓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余韵。而宏衍巨丽之观，欢愉快适之语，宜不得而与焉。（宋·赵希弁《郡斋读书志》卷五下“附志·楚辞类”《楚辞集注八卷后语六卷辨证一卷》提要）

右楚辞集注八巻，今所校定，其第录如上。盖自屈原赋离骚而南国宗之，名章继作，通号‘楚辞’。大抵皆祖原意，而《离骚》深逺矣。 （朱熹《楚辞集注·序》)

故朱熹《楚辞集注》作品辑录时，全冠之“离骚”之名，今传本《楚辞集注》八卷目录：“离骚经第一、离骚九歌第二……续离骚九辩第八、续离骚招魂第九……”。依据此楚辞观念，朱熹删去：《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认为“《七谏》以下，辞义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楚辞集注·序》）；而增加贾谊《吊屈原》《服赋》。继承赞同朱熹楚辞观的有：清人吴世尚、丁元正、郑知同、李文炤等。朱熹的“楚辞”观念显然受到了其前晁补之的“变离骚”概念的影响朱熹，但更正其自相矛盾处。

4．地域特色楚辞观

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继承刘向王逸的楚辞观，并从作品特色上来定义“楚辞”，认为正宗“楚辞”是“屈宋诸骚”。汉代以后还有其馀风，宋代赋文再称“楚辞”便有失正宗了：

自汉以还，文师词宗，慕其轨躅，摛华竞秀，而识其体要者亦寡。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自汉以还，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槩，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事兼夷夏，而亦谓之楚辞，失其指矣。……政和初元七月此文亦见雄本传初吉武阳黄某长睿父序。（宋·黄伯思撰《东观余论》卷下）

此观点影响深远，明清及当代辑录作品往往集中于屈宋二人或许与此有关。

四、馀论

王逸之后各类“楚辞”集的流传，加速了人们对“楚辞”内涵和源头的思考。如作家沈德鸿（矛盾）在《楚辞选读·绪言》中说：“刘彦和说：‘楚之骚人，矩式周人论文发表。’（《文心雕龙·通变》）顾炎武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日知录》）都是代表此种《诗经》一尊的观念。把《楚辞》和《诗经》混牵在一处，仅以时代先后断定他们的‘血统关系’，结果必致抹煞了“楚辞”的真面目。”[③]这开启了后世“楚辞”探源的阀门。

当代“楚辞”辑录往往依据王逸章句和朱熹集注。并注意凡作品收录不全皆用“选注”“选译”标出，如《楚辞选注》，《楚辞选读》等，但也有以偏概全者，体现了当代辑录者思想中，“楚辞”作为书名含义已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文学体裁的“楚辞”。

“当时易晓，隔代难知。”（民国·彭泽陶《离骚今译校注与答问·自叙》，《书目续编》第176页）不同时代的楚辞辑注层出不穷。形成不同辑录注释流派：“传楚辞者朱熹，刘安而后，迄于隋唐，无虑数十百家，今多不传。最通行者，惟王叔师、洪庆善、朱晦庵之注而已。昔贤谓大别之，可分为四派：一位训诂派，王逸等是也；一为义理派，朱子、王夫之等是也；一为考据派，吴仁杰、蒋骥等是也；一为音韵派，陈第、江有诰等是也。余谓尚有词章派，姚鼐梅曾亮等是也。五者不备，不可以通楚辞，不可以读离骚。”（卫瑜章《离骚集释》例言）[④]

无论是三条路线，还是四大流派，都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的楚辞学观念。历代作品选录的细微变化，是我们研究不同时代“楚辞”接受状况时所不应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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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Hong-lin(Collegeof Liberal Arts of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

参考文献：
[①]崔福章编著：《楚辞书目五种续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
[②]姜亮夫著：《楚辞学论文集》，转引自崔福章编著《楚辞书目五种续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4.
[③]崔福章编著：《楚辞书目五种续编》[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82.
[④]崔福章编著：《楚辞书目五种续编》[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