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而且整部《史记》都贯穿了司马迁的思想情感。所以他的写作中明显带有“怨”与“愤”的情感倾向。史记》中“怨”、“愤”的字眼比比皆是。实录”常常被作为重要的评语。
论文关键词：《史记》，怨，愤，实录
作为一部优秀的史书，《史记》不仅如实的记载上讫黄帝下至汉武帝几千年的历史，而且整部《史记》都贯穿了司马迁的思想情感。可以得到公认的是，司马迁在天汉二年（前99年），因“李陵之祸”下狱受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史记》的写作。《报任安书》中即有云：“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不愠色。”[1]p2735“李陵之祸”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可以从《报任安书》中看到，兹不赘论。所以他的写作中明显带有“怨”与“愤”的情感倾向，尤其是在记载一些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人物时更可以表现出来，如屈原，贾谊，李广甚至项羽等等。这些人物的传记因其鲜明夺目的人物个性，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以及痛快淋漓的个人情感而备受后人的推崇，而《史记》的整体面貌有一种悲壮感。
一
《史记》中“怨”、“愤”的字眼比比皆是，“怨”、“愤”相连用的例子也很多，如《鲁仲连邹阳列传》：“去感忿（愤）之怨，立终身之名。”又如《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儒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等等。秦汉之时，类似的语例也很多，如《战国策·秦策五》：“伯主约而不忿。”高诱注曰：“忿，怨也。”又如班固《汉书·叙传下》：“项氏畔换，黜我巴、汉，西土宅心文学艺术论文，战士愤怨。”儒家提倡中庸之道，汉儒在提出“怨而不怒”（《毛诗序》）和“温柔敦厚”（《礼记·经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原则，主张回避矛盾。司马迁的思想中既有崇儒，又有非儒的思想，就像班固所说“是非颇谬于圣人”，在对待现实矛盾的问题上，他的行动与儒家的原则完全相反，将古人的言行与自己的思想经历相结合，以写作为斗争的武器，大胆的揭露现实，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发愤著书”之说。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2]p3300在《报任安书》中也有相似的论叙。所谓“怨”、“愤”其实就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论文格式范文。在或者困顿或者怀才不遇的情况之下，立德和立功无法实施，自然会产生对现实不满的情绪，这种情绪不断的郁结，需要一种可以释放的方式，于是著述（或者是立言）就成为常用的方式。在《屈原贾生列传》中，他强调了屈原写作的原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创作《离骚》的缘由是为了抒发“忧愁幽思”之怨，这是“发愤著书”的最佳例证。一方面，司马迁认为古人的著述，如《周易》、《春秋》、《诗三百》以及《离骚》等都是因为作者在“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不幸遭遇中，为了“道其志之思”，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抒发愤懑，启迪后人，“发愤著书”完成的。另一方面，这也是司马迁的理论自白，也是他在经历“李陵之祸”后，肉体和精神都遭受巨大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完成《史记》写作的精神动力。我们虽然无法亲见天汉二年之前，司马迁所写《史记》的面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出狱之后，思想经过了巨大的冲击之后，《史记》的写作肯定经历了巨大的变动。在天汉二年之前的《史记》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司马迁是为了继承先祖（特别是他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就像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那样：“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文学艺术论文，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2]p3295在受刑之后，他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怨”与“愤”的冲击，再加上他的许多传主也都是有“怨”与“愤”的，故而他的《史记》才呈现更多的个人情感，有一种“悲壮”的面貌。
二
史书最大的价值莫过于真实的还原历史，所以对于一部历史著作的评价，真实的确是最重要的标准。凡是严肃的史家都会尽量广泛地搜集史料,并加以审慎的考订和选择,写出真实的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他还提倡研究客观事物,要有文献根据,决不能凭主观臆断,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孔子这些观点对后代史家形成重视搜集文献、加以慎重考订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司马迁作《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从学术思想、撰述方法和著史实践上全面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原则,创立了“考信于《六艺》” (《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楷模。
所以，对于《史记》的评价，“实录”常常被作为重要的评语。在汉代，刘向、扬雄和班固就已经看到了《史记》所反映出的“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p2738司马迁在《史记》之中并没有去虚构一些古人的事迹，而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加以分辨，择其善者录入书中。他在《报任安书》中自陈道：“仆窃不逊，近自于托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2735他还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2]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所以他没有固守于故纸堆中，而是漫游于各地做大量的实地调查，尽量真实的还原史实，希望在真实的史实背后挖掘出历史变迁的规律。
他的“实录”精神还集中体现了“不虚美，不隐恶”严肃写作态度之上，这是对先秦史学“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说明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被动地记录史事，而是要自觉地表明自己对事迹的态度，使善恶更加鲜明，即从记录史事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正直的史家所应具有的修养。他的这种精神在后世引发了无数的共鸣，如如魏明帝与王肃谈《史记》时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断然反对这种说法，指出:“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魏书·王肃传》)魏明帝从皇帝的角度来否定司马迁对史实的正确记载，正好从反面体现了司马迁客观严肃记录历史的可贵。
三
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者来说，客观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但司马迁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思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心怀“怨”、“愤”文学艺术论文，那么他的历史记述是否仍是“实录”呢？在抒发自己强烈的个人情感之时，对于史实的评价是否仍能够做到客观与真实呢？他又如何处理自己的“怨”、“愤”与自己所秉承的“实录”传统之间的矛盾呢？
纵观整部《史记》，不仅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而且其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也是让人不容怀疑，至今人们对于先秦乃至汉武帝前的中国历史的征引，大多以《史记》为准。司马迁在平衡个人情感的抒发和客观记录史实方面做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以《李将军列传》为例，在该传中，详细记载了李广悲壮的一生。对他的英勇善战，爱护士卒等优良品格毫不吝啬赞美之词，如该传一开始便记录了文帝对他的评价：“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传中又翔实的记录了李广的几件足智多谋，英勇杀敌的事件，如射杀射雕者一事，将缘起，过程，结果记录得清清楚楚，李广诱敌杀敌的细节都历历在目。千百年之后，人们仍可想见李广当时从容不迫的风采，似乎太史公正是与李广亲历此事。同时对李广挟私报仇，斩杀霸陵尉的事件也如实记载。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并不避讳当时大将军卫青的权势，将卫青排挤李广，间接致使李广自杀的事件如实的记录下来。李广的屈死与他终生未封侯的命运引发了后世无尽的同情，“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为亲见过李广本人的司马迁，满怀对李氏家族的同情，肯定也是垂涕中的一个。司马迁在本传中既如实的记载了李广的生平事迹，又以饱含同情的笔触，记录了李广的屈死，以及李氏家族的不幸遭遇。
又如《屈原列传》，《史记》中的这篇传记更像是一篇对屈原人格及作品的评论。传记中在叙述完屈原受谗而被疏后，用大段的文字对屈原的《离骚》进行了释义和评价，同时还进行了自己的引申论文格式范文。“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文学艺术论文，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p2482
司马迁对于屈原是充满同情的，自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2]p2503屈原受谗被讥，沉江殉国的命运引起了司马迁的强烈共鸣，一方面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地为屈原列传，另一方面他又借列传而大胆的抒发自己的议论。屈原创作《离骚》的心境，与他奋力写作《史记》的心境是几乎一致的，两人都是沉浸在忧愁幽思中，所以屈原是“发愤著书”的最佳典型。司马迁在该传中将“”怨、“愤”之情与“实录”精神完美地结合。正是这种强烈的个性情感的渗透，使得后人怀疑《屈原列传》的真实性，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后人无法理解司马迁在平衡自己的“怨”、“愤”与“实录”之间所作的努力。
作为一位优秀的史学家，司马迁既尽量如实的记载了自己所掌握的历史事件，又大胆的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个性情感。他的“”怨、“愤”，千百年后在《史记》中仍焕发着夺目的光芒，也使后人无法企及他所达到的高度，他的作品无愧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称号。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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