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时间的统一。电报的出现使原本相安无事的时间差变得尖锐起来。当电报将各地连成一个整体时，个体流动性的增加，商业规模的扩大，时间的多样性成为困扰美国人的一个难题，制定统一的标准时间被提上日程。电报带来的同一时间的要求与其本身作为一项技术的完美结合，使“旧的生活节奏和时间观念被铲除，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变革渗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实践经验意识之中” [17]。
第三、商业模式的变化:期货交易应运而生。电报出现之前，商业投机打的是空间牌，全国的贸易市场是各自为政，利用各地市场的时间差来获取利润是主要的投机方式。而电报出现后，全国统一市场、统一价格，时间战胜了空间，各地的差价变成时间前后的差价，单据交易代替了实货交易。同时买卖的速度和数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以个人为主的经济逐渐被组织化的管理机构所代替。
第四、在精神层面开启了公众，一方面上帝的福音通过电报传送到各地，激发了宗教徒们的狂热想象，他们欢呼“终极精神的胜利即将到来”。同时电报的出现也引发了人类无数的世俗的想象:对文明的传播，对和平的向往等等，“技术与人性、启蒙、进步联在一起成了人类理想的引擎。”[18]
从凯瑞对电报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将技术和历史、文化的发展相结合，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毕业论文，詹姆斯∙。他认为，技术一旦产生，就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出现，它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模式和意识形态。这样，技术就成为我们思想、行动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的真实缩影，成为一种文化的阐释。因此，一部媒介史就是一部文化史:媒介如何改变日常生活，如何改变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技术与文化的结合始于加拿大学者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研究：技术如何影响与建构文化。毕业论文，詹姆斯∙。而这也正是凯瑞对媒介研究的出发点，但凯瑞的写作既不同于英尼斯的风格，也不同于麦克卢汉宽泛的理论模式，他采用阐释的方法，以具体媒介为研究对象，解释了技术通过对人日常生活、思维、交流方式的改变来影响文化的过程。凯瑞对电报的解读其实描述了电报给社会带来的诸多变化，这是建立在英尼斯时空观的基础上，但凯瑞又进了一步，将传播技术放在了仪式形态和宗教活动中进行考察，考察技术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技术的反作用。
阐释意义，诊断人的行为的意义，并将这些意义明确的表达出来，通过理解他人通过其言行所表达的想象性空间来扩大人类的交流。对于当前主流的传播学研究来说，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理解”，这种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交流”。以效果研究为中心的传播学研究只是将“意义”强加在研究对象身上，得出的结论也只是“我认为你应该怎样”，而不去问这些意义是否是研究对象所要表达的。因此，对于传播学者来说，将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移植到传播学研究中来，将传播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向结合将会使我们的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
注释：
[1][4][5][8][9][11][14][16] [美]詹姆斯·W·凯瑞著:《作为文化的传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60—163页，第12页,第31页，第38页，第76页，第63页，第31页，第118页。
[2] 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
[3] 郭建斌《理解与表达: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中国传媒报告》,2006年,第3期。
[6] 潘忠党:《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现代传播》，1996年，第4期。
[7] [美]E·M·罗杰斯著:《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97页。
[10] [英]奥利弗·博伊德一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汪凯、刘晓红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12] 杨击著:《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3] 罗纲、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5-48页。
[15]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文化的解释))，韩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4页。
[17][18] 丁未:《电报的故事—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札记》，《新闻记者》，2006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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