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笔者试图从书中的一系列死亡意象来展开讨论。李学辉新作《末代紧皮手》在二零一零年春天的出版。恒常的乡村世界与无常的乡村世界的冲突。
论文关键词：死亡意象，《末代紧皮手》，乡村世界
李学辉新作《末代紧皮手》在二零一零年春天的出版，是一件让人感到温馨的事情，作为甘肃文坛的收获之一，这本小说所塑造的余土地这个形象，是以往文学作品中未曾出现过的，而作为紧皮手这种亦神亦人的职业及紧皮这种民俗现象，又使人联系到现代化进程中“当下”农村所发生的巨变。《末代紧皮手》在叙述风格和语言选择上都呈现出明显的西部特征，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在向我们讲述一件西部过去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凉州巴子营的西部故事，作者的思考无形中已穿过这种地域的限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历史、文化、人性和人生的问题。恒常的乡村世界与无常的乡村世界的冲突，这是我对这部作品的整体把握，笔者试图从书中的一系列死亡意象来展开讨论。之所以不说是一个个死亡事件，而要说成意象，因为在作品结构中这些“死亡”本身具有其全部的复杂性，它不是简单的肉体生命的终结，而具有充当叙述和揭示作品意蕴的作用。
“死亡”在《末代紧皮手》中是一个不断发生的事件，在凉州的巴子营，死亡本来就是普通人一生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然而透过作品中这一系列的“死亡”意象，一种恒常与无常的变奏却清晰可见人文历史论文人文历史论文，令我们久久难以忘记。
1.何立民之死
远处边地的凉州，在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是无法和江西、陕北等地相提并论的，革命究竟如何影响了这块地方，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考古和梳理的过程。作为革命者的何立民的死是孤独的，和他同时被枪决的是一个“拉坏了马师长的一只虎（马师长好写“虎”字，用大笔，让卫兵拉笔，成则有赏，败则枪毙）”的兵丁，一个就是穿制服的共产党员何立民。在民国三十六年已过（1948）的凉州，一个革命者，在大街上被枪决，然后割头示众，人们和革命者的关系泾渭分明，一个共产党员在1948年的秋天为他的信仰光荣献身，“太阳落山了，两个警察骂骂咧咧了一阵”，人们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在柴米油盐中继续。即使作为妻子，王秋艳也不知道丈夫是一名共产党员；若不是出于“何立民是个好人”的朴素思想，作为紧皮手的余土地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偷何立民的尸体，何立民能够完尸归葬，与其说是一位革命者努力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农耕文化中那点乡土之情促使余土地所作所为的结果。革命是变，革命者是变，都是要对恒常的、落后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发动改变和摧毁，但是在古凉州城，1948年的秋天，一个革命者却在寂寞中就义，也许何立民当时并不是寂寞的，作为后来者，我却选择了“寂寞”这个词语，我所要传达的是一种恒常与无常的感喟，这使我们已经习惯了革命叙事文学作品的阅读习惯在这里不由得不适应起来。《末代紧皮手》不是一部革命叙事的作品，但它在遇到如何处理类似题材的过程中，坚持了一种唯物的、辩证的态度。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色彩。地域与革命叙事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研究意义的领域论文格式发表论文。
顺便补充一句，地主何三爷，“一个叫巴子营的地方”唯一的地主，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自杀后，革命群众从他家院墙中挖出的，不是反攻倒算的变天帐人文历史论文人文历史论文，却是当年西路军入凉州时李先念借粮的借条及解放军入疆时他捐粮的收据。一个曾经在民国三十七年尚不完全明白革命为何物的凉州城外的巴子营，一个乡下土财主此前及此后做过两件支援革命的举动是他的觉悟，还是他农民式的自保思维使之然？这样的故事应该怎样讲述，它的方式显然不同于《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中那样的方式来讲述革命和革命背后的故事，因为地域所限，因为人生中和革命过程中太多的变数所限，在地主何三爷身上，我们甚至分不清应该将他归为对革命有功的人士还是革命对象。我常常想，我们应该讲一个泾渭分明的简单的革命故事，还是讲一个复杂的革命故事，这其中的恒常与无常该如何区分？
2.民兵连长之死
民兵连长的死亡在《末代紧皮手》中有几分荒诞和不可预料。他是在灭四害的过程中，在某一天的某处地方，被成群的麻雀所击伤而死，死后血肉模糊。这件事本身有一定的讽刺和魔幻意味，但这魔幻不是外来的，不是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的传统，而是乡土中国的、民间的、非人的力量。比如《白鹿原》中那些鬼魂出现的场景，《最后一个匈奴》中“招魂”、“领牲”现象，以及《末代紧皮手》中余土地洗天澡的北城落雪而南城无雪、泥头碑等，这是乡土中国农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凡是长年在乡土中国生活的人，一定会有这种生活经验。这种魔幻性质的事件的出现不应简单归之为一种迷信的东西，或者国外小说技巧的引进。在乡土中国，人们不仅畏君权，也畏鬼神，畏自然。而这种恒常的乡村秩序却在解放后无常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大量的消灭麻雀，意欲赶尽杀绝，谁料这小小的麻雀，在走投无路时会选择这种极端的行为。乡土中国是相信天人感应的，在除四害的过程中，余土地的家中房顶上藏了许许多多的麻雀，余土地不仅仅是出于善良，还有出于面对麻雀的眼神中所感觉到的畏惧使他最终没有将事情告诉给“革命群众”，毕竟在麻雀眼中，他是最后一位紧皮手，一位类似土地爷的人神角色。可此时，余土地他自身也难保。乡村世界恒常的世界与外来的、无常的政治运动此时此刻发生了冲突，民兵连长，无疑是一个背叛土地和传统土地伦理的典型代表。
虽然孔子主张不语怪力乱神，但在广大乡土中国，长期以来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文历史论文人文历史论文，它无疑会失去存在的文化和民俗环境。
3.何菊花与瞎眼老太之死
作为女性，她们两个是余大喜（余土地）所见过最温柔善良的两个人，曾经她们是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以后是两个遭遇坎坷的女人。何菊花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残兵糟蹋，而瞎眼老太年轻时在寻亲路上被马步青抢去，作了无数个姨太太中的一个，而后又被抛弃在凉州城内的一条小巷。她们两个在当时，是弱者，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两个人生时备感凄凉，死时也凄凉至极。何菊花为了保护龙鞭，被“革命群众”追赶走投无路时纵身跳下地道摔得脑浆迸裂而死，瞎眼老太则是一个人孤寂地走完生命中最后一段路程。作为弱者，死后两个人几乎无葬身之地。弱者何时成为革命后专政的对象？在恒常的人性的伦理评判标准之中，她们应该成为新政权成立后的重点保护对象和受益者，然而作为地主女儿、军阀小老婆，在成分上她们又属于阶级敌人，这真是一种悖论。用阶级的爱憎来说，我们无法面对复杂的这两个女性。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在十九、二十世纪不断提到的博爱、宽恕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不仅仅是属于历史便宣告已经过时，或者说，作为阶级爱憎（她们是专政对象）、农耕文化爱憎（她们要么失身，要么非正妻，与传统三纲五常不相统一）已无法包容的人们，我们该选择怎样一种方式去爱怜她们时，托尔斯泰的博爱思想、巴金等人所继承的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依然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重临的起点。《末代紧皮手》中的一些人们，具有其身份定位的复杂性。
4.余土地（余大喜）之死
余土地的死亡，是作为第29代紧皮手而死的。29，已经成了一种极限，第29代紧皮手后没有30代紧皮手。第29代以后的土地已经不再需要紧皮手这样一个人来为农民祈福了论文格式发表论文。联系到当下文学作品中繁荣的都市与衰败的乡村的强烈对比，余土地的死亡会让人感到格外的沉重。余土地的死是一个恒常时代终结的象征，也是另一个不可预测时代到来之前农耕文化与一种土地息息相关的民俗与人情的终结。作为紧皮手他本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又是无常的大背景下一叶无法把握的扁舟，他只有被改变的机会，他无法改变时代中什么东西。在解放前，他从事的是一种替大户人家土地祈福的角色；解放后，他则因为扮演了紧皮手这一种角色成为牛鬼蛇神专政的对象。他是为自己吗？显然不是。在紧皮手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受难者和超越一己之利的半人半神式的角色，是一种守夜者的职责，同时，在他身上，充满着一种与当下欲望叙述相反的“去欲望”叙述倾向，这也是本书特别之处。
余土地为了坚持紧皮手这一所谓神圣的角色（在传统农耕文化伦常中是神圣的，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又是不可理喻的、缺乏存在意义的）人文历史论文人文历史论文，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个男人，一个正常男人，他完全可以和王秋艳或何菊花这两个女人中的其中一个走到一起，但是他没有。何菊花为了护龙鞭而死，这其中很大的动机，就在于一个“爱”字身上，她殉鞭，也是殉情。虽然现实中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尽管最后根据政治运动王秋艳和余土地在组织下成了亲，但他们只是有名无实。因为在余土地的信仰中，紧皮手是不能碰女人的。在现代化语境下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余土地身上所代表的这种特点（色）呢？在这里我谨慎地回避了使用“精神”这个词语，而用了“特点（色）”，因为在当今的时代中，认识余土地真正的内涵，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无论如何，在他身上，难道我们读不出一点恒常不变的东西吗？希望我们记住：作为一个个体，他质朴、勇敢、富于同情心、执着，这便是恒古不变的人性。《末代紧皮手》在民俗描写、人物形象塑造上都是相当成功的，这便是它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是一位西部作家对当下文坛的“小小”贡献。
注释：
《末代紧皮手》，李学辉著，作家出版社，2010年2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