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张舜徽所著《中国文献学》一书内容丰富，结构合理。本文主要通过对该书产生的时代背景，内容体例，时代意义等方面进行评析，从而了解他的学术观点，学科贡献，以及揭示该书的学术价值。
论文关键词：张舜徽,中国文献学
“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1930年，郑鹤声、郑鹤春兄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首以“文献学”标著书名。时隔半个世纪后，又有三部文献学著作相继问世。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三者成鼎足之势，促使文献学的新发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张舜徽所著的《中国文献学》。
1 简评《中国文献学》的学术价值及影响
张舜徽（1911-1992年），现代史上著名文献学家。他所著的《中国文献学》于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此时中国的文化事业正值百废待兴时期，作者“将整理文献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详加阐述于前。俾学者由此入门，以得整理文献之术。”本书把传统的历史文献学从偏狭的领域中解放出来，拆除了“文献学”与“史学”森严的壁垒，恢复了汉唐历史文献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确定了总体的文献研究，划定了文献学的范围，这是文献学学科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且以叙述式阐明内容，注重最新材料指引证，论断富有前沿性、创新性、启发性，是一部重要的研究性著述，标志着当代文献学系统的构建。对文献学教育、研究和文献整理工作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首先，在文献学教育方面，这部书作为教材，在很多大专院校被广泛采用；其次，20世纪80年代，文献整理工作有较快发展，大批的古籍被整理出版；再次，在文献研究上，这部书的出版起到了标志性的作用，标志着中国文献学的最后确立。
2 简评《中国文献学》的体例
全书共十二编、六十章。第一编概述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第二编介绍著作、编述、抄纂三者的区别；第三、四、五编分别论述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版本、校勘和目录；第六编介绍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第七编总结了前人文献整理的丰硕成果；第八编介绍一些杰出的校雠学家整理文献所取得的成就；第九编专门介绍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所取得的业绩；第十编罗列近代学者对整理文献的重大贡献；第十一编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第十二编指出文献学的主要任务及最终目的是“在对文献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编述成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较完整的中华通史”。
3 简评《中国文献学》的内容
3.1 对古典文献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作者围绕“文献整理”构建文献学学科的理论体系，首先介绍文献的载体，接着是文献整理的重要方法，再辅以考证、翻译、抄写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就构成了文献学方法论的完整内容，这是此书的重点内容之一；另一个重点是介绍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分历代校雠学家、清代考证学家、近代整理文献的著名学者三部分来叙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另外，作者始终站在文献学研究的角度，用心收集大量的文献材料，更好的论证观点；最佳版本的应用也是一大亮点，使得著述具有可靠性、真实性、最佳性等功效。
3.2 明确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首先，作者从“文献”本义出发，严格区分其研究范围与古生物学、考古学的不同，得出结论:“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作者从狭义上来解释文献，把是否有文字记载作为文献的重要标志。
其次，他赞同梁启超“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的论断，阐述：“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和已经发现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是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尤其是将非书籍古代文献排除，一改前人对“文献”论述的偏失，“并且进一步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流源，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这是作者第一次阐明了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是对文献学做出的一大贡献。
3.3 批判地总结和继承相关学术成果
作者对中国学术史上整理研究历史文献的积极成果，有所舍取，兼收并容，形成了自己的文献观。用大篇幅将前人整理文献取得的卓著成加以总结，由远至近：历代校雠学家、清代考据学家、近代学者。读者从中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思想流变、学术特色、师承关系；也可以了解到作者的文献观，即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整理历史文献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学术境界，把为人民大众服务、写出能为一般人民所接受的《通史》视作历史文献学家的天职，这是作者历史文献观的社会落脚点与最后的归宿。
3.4 对文献学方法的新探索
全书立论以学术史为依托，扎实理清学术史中的基础知识，对文献学方法总结的新探索。以文献学而言，古代即称校雠学，其主要方向为目录、版本、校勘三者，因此该著作的第三、四、五编以此作为整理文献的基础知识，第六编又从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中，抽绎出抄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六种，这实际上是基础知识的延伸与补充。
尤其是第六编第三章介绍的“翻译”方法。20世纪30年代二郑兄弟在《概要》把“翻译”列入文献学研究体系——突破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作者亦对此问题认识深刻，论述详尽。本书有言“我国学者对于域外文献之整理，在两个大时期内，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一是隋唐以前由印度传入的佛典；二是明清以来由西欧输入的科学书籍。”“翻译”既与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密不可分，对现代文献学的研究更是题中应有之义。随着科技的发展，传播信息载体的变化，翻译作为世界文化的桥梁，是现代文献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作者此举不仅总结了古典文献学，更开启了现代文献学的研究。
4 结语
张舜徽不愧为中国现代文献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文献学观不仅为中国学术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遗产和光辉，而且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创新、为广大文献学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与道路。他在《中国文献学》该书中所表达出的扎实的基本功、广博的知识面、顽强的钻研力，更应为广大文献工作者所努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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