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为湖南北部出来的“左联”作家，叶紫和彭家煌作品风格和人物性情却相差甚大，其中原因只能用性情两字来概括了。对儒家的理解和实践及其程度都是个人事件，更多地取决于家庭的出身和幼时的熏陶。因此，苦难中长大的叶紫的作品对生活的促迫表现出一种仓皇的焦灼和暴戾的反抗。而落魄的书香门第出身的彭家煌则兴味盎然地对乡间的土霸进行温和的讽刺，对无告的弱者则寄予无限酸辛的同情。而湘西秀美的山水和绮丽的风土则完全属于另一个文化系统。湘西属于所谓巫楚文化，与儒文化听起来是两个差异极大的系统。韩少功使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找到了适合的，能够想象性地表达这种莽野异境的甚至是能够算作文化批判的手段，这主要是这种混杂的野性的文化史同“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的沧桑大地与巫蛊神秘的文化有对应之处，所以成功来得比较容易，虽然学得并不到家，魔幻还够不上，只是有些诡异愚昧。但这其实只是这种文化的似真似幻的可疑的化石，这块顽石上其实也已镌上了儒家的刻痕，一样有宗族和祠堂，有族谱和殉道者。它的另一面则是沈从文使用所谓乡土浪漫主义的手法构筑的世外桃源般的边城，但这个城镇的道德系统大体看来实在是在儒家的监督之下的有限的自由。但这就够了，这种天性中的自由带来的生命活力与并不到家的理学规范之间构成了一种可喜的张力，维持着这方山水清新自由的面目。
蹇先艾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重新找回在湘西淡化了的儒家的伦理和人心，他的作品中那种悲凉的亲情和同情心达到了相当感人的程度，在《水葬》中情义，原本莽撞赴死的骆毛想起老母亲来时忽然心中泛起了人子凄凉悠长的悲伤惨痛——“我死了以后，我的妈怎么办呢？……她老人家这阵在什么地方呢？”［21］ 在《在贵州道上》，不幸的妇人还不知道丈夫已被人抓走，还在陌生的镇上怀着悲伤的希望等他回家，等他回去同恶霸地主进行无望的抗争，同情她的只有别的一个“泪眼淋漓”的轿夫。在“老远的贵州”，这真是一个可惊的现象。但其实，“汉代，作为汉族文化代表的儒学开始传播到今贵州境内的遵义部分地区。至宋、元时期，儒学在今贵州境内的传播，仍以遵义地区为主，稍有扩散到贵阳、黔西南等地。明初，封建王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很重视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少数民族施行教化论文开题报告范例。”［22］ 巧合的是，蹇先艾正是遵义人。（他后来还曾写过短篇《山东七哥》，也许是他生活中碰到的山东人，他们的仁义言行激起了类似的同情之心）山民的生命力和赤子之心，在儒家伦理的教化下回应起了悲情的哀歌。
废名自恋的文字勉强也许可以称作是乡土浪漫主义的，他的很多小说意义晦涩，他的长篇小说《桥》构建了一个小而微的类似于“红楼”的世界，置身世外。但其中过多的泪珠和无由的感伤以及断续的文字令人难以理解其奥妙——“奇怪，他的眼睛里突然又是泪，——这个为他遮住了是什么时分哩。/这当然要叫做哭呵。没有细竹，恐怕也就没有这哭，——这是可以说。为什么呢？……星光下这等于无有的晶莹的点滴，不可测其深，是汪洋大海。” ［23］ 这种女性化的夸张的过于纤细做作的文字也许是顽强的楚文化在现代飘零的碎片？简单说：湖北的荆楚文化，其重视个体性灵生发的特点如此迤逦缠绵，儒家文化似乎从来没有在这里取得教化方面的彻底胜利。
四川温和的气候，丰富的物产以及由此造就的绵软和平的生活方式在李劼人的小说中得到了反映，儒家的存在和影响只是其他众多事物（如女性，财产，土地，食物等）之一种，是多元中的一种选择。
陕西当代的乡土小说表现出自觉的文化寻根意识，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朱先生是关学派圣人在现代的再现，而族长白稼轩则是儒家伦理社会在乡村的维护者和象征。作品中的关中农村情义，彼地的行为标准和伦理范式显然是以新儒学中的关学为指导，而以被农民社会以生存和实用原则改造过的忠孝节义为实际表现方式的。在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中，作者从一个外来知青的视角叙事，但在情感上却完全被“遥远的清平湾”所牵绊和感化，其中起作用的显然是作为儒家感化力源泉的那种爱和情义的力量。陈忠实的《白鹿原》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不多见的力作，这和那块乡土深厚的儒家教化基础和传统恐怕不无关系。
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真正的自由，人们在追求绝对的善和自由的过程中，最后总会不自主地去寻求一种道德伦理的标尺作为规范判断或参照，而在中国，历史淘洗出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主导性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中国文学也不能不受这种本土文化的深刻的影响，乡土文学尤其如此。
当然，不能说儒家传统不深厚和正统的地方，对其地域文化的艺术表现就价值不高，但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中选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及其蕴含的人情人性的合理价值，一定是最可观最丰富的文学和文化资源。本文只是试探性地初步考察了儒学、地域和文学表现间的关系。至于在儒家伦理价值淡薄些的地域，那里出身的作家其乡土作品中，隐含的作者正确主张了的作品中每一行动的道德和情感的内容，和因此作品整体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主要价值，其对非儒的地域伦理情感产生的负面效应的弥补作用有多大，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文本效果，这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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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废名：《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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