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尊重世界多样性、倡导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独立自由精神、和而不同以及注重和谐、热爱和平的价值取向有着不可割裂的思想渊源关系。探析这些思想渊源，对于我们理解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文化渊源
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作为深层次的文化继承，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深刻体现了邓小平理论与传统文化不可割裂的渊源关系。探析这些思想渊源，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独立自由的思想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遗产，但是，由于长期“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和封建集权专制主义的统治，思想界也由“大一统”统一起来，所以独立自主思想缺乏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论文发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缺乏独立自主之精神。从屈原充满丰富想象和独立不羁精神的激越楚词始，独立自由之精神始终贯穿于哲学、史学、经学等各个领域。很多学者不因循苟同，而自成学说，自立宗主，自树一帜，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为民族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晚清以前，这种精神影响仅限于学术，并未大显于民风。但到近代，在列强入侵，国家和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生死存亡双重危机的压力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如一座火山喷薄而出，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显示出强大的威力。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渐渐剥去了数千年来专制统治下国民的奴性，使独立自由之精神由学风而渐演化为民风。邓小平正是继承和旌扬这一精神，并把它溶入到自己的国家战略中去。
独立自主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人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邓小平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七十年代末，美国错误地估计形式，妄图利用中国反对苏联霸权的愿望，公然违反中美关系有关公报规定的基本原则，炮制与《台湾关系法》。邓小平对此表示坚决反对。邓小平当时作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邓小平的坚决态度最终迫使布什访华，之后不久中美就签署了第三个联合公报。此外，独立自主原则也在解决香港问题上得到充分展现。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针对撒切尔夫人想以“主权”换“治权”的企图，邓小平表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上述事实反映了邓小平不怕制裁、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的内部事物，敢于斗争，决不在压力下屈服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立场。综上所述，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在国际战略方面的一些理论，并在实践中将其发扬光大。
二、“和而不同”精神与对外开放和尊重世界多样性政策
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即“和谐”，但不是“同”，讲求“和而不同”，主张建立在事物相互区别和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是不同事物的和谐一致；反对抹杀事物的特点和个性，强求事物单纯的、没有生命力的一致。“和同之辩”早在西周就有记载。据《国语·政语》记载，史伯对郑桓公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已。”也就是说，只有不同的东西在一起，才能产生出新东西，如果简单地把相同的事物和而为一，就产生不出新东西。齐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晏子对和与同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他对齐景公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只有水和水在一起，是做不出美食的，琴瑟的曲调都是一样的，也奏不成好听的歌曲。孔子进一步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要以事物的多样性为出发点，善于听取各种意见，力求兼容并蓄，和谐一致，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可以说，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就是胸怀宽广、宽容大度、注重整体和谐的精神，就是虚怀若谷、善于向外部学习、吸纳的开放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不断吸取和兼容中逐渐实现的。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中华文化对佛教文化的兼容，中国和周边国家文化的相互影响，可以说都是中华民族秉承这一精神的见证。在世界四大文明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唯一生生不息地延续下来而没有出现过断层的古典文化。究其原因，和传统文化自身所蕴涵的这种“和而不同”精神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在中原文化、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融会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多民族的文化成果而成。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的交流、融合、互补，又不断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可以说，也是这种“和而不同”精神的再续。
“和而不同”的精神不仅强调事物的多样性，而且强调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中华几千年文化是融合多民族文化而成的。但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占据统治地位，都没有改变以汉民族文化为基础，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成果而成的中华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地位，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往往都被其同化。这一精神反映在对外开放政策上，就是既要学习西方文化，但又不能在西方文化面前迷失自我，失去民族文化的根。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开放的国度，曾有过四夷朝拜、商贾云集的鼎盛时期。但自晚清以来，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认为闭关自守是我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他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吃过闭关自守的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汲取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决主张实行对外开放，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打破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局面，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和而不同”强调事物的多样性，强调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从对外开放的内容、原则来看，是和这一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对外开放的原则来看，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显然包含了“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这一精神。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吸收西方一切文明成果。强调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对外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引进技术和资金，决不是要引进资本主义。邓小平反复强调，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始终注意不要照抄照搬，是批判地学习，批判地继承。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和而不同”精神还与维护世界多样性的国际战略思想相一致。二战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企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以本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和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内容的国际秩序。这一企图无疑和世界多样性的现实相违背。
邓小平反对以某种模式一统天下，在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上，提出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积极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论文发表。邓小平在会议上指出，各国的事物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权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该一律平等，国际事物应该由各国共同来管理，反对大国操纵和控制国际事物。尊重世界文明、社会制度的多样性，提倡世界各国、各民族相互尊重、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是和“和而不同”精神相一致的。晏子曾对齐景公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只有水和水在一起，是做不出美食的，琴瑟的曲调都是一样的，也奏不成好听的歌曲。只有承认世界的多样性，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明相互交融、相互促进，才会有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
三、热爱和平、注重和谐的价值取向与和平外交政策
中华文化有自己特有的内涵和特点。从内涵上看，中华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这集中表现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强调主体的自我修养，修身养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厚德载物并注重人与人之间非常良好的社会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价值取向、社会心理上对中国的先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也给他们的行为方式带来强有力的冲击和震慑。在天人合一的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先人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在谈到人际关系的和强调谐时 “和为贵”，。孟子也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不仅仅儒家重视这种和谐的思想，墨家提出了“兼爱”“非攻”、“尚同”思想，老子教人为人要方正而不伤害别人，有棱角但不把人割伤，都与儒家提出的中庸和谐思想有相通之处。这种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思想，反映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主张息事宁人，强调团结，倡导谦让、忍耐、克制。反映在国家和民族关系上，主张友好相处，协和万邦，反对武力征伐。这种思想在汉代表现为通过和亲的方式消弭连年战事，建立起友好相处的关系。这对于维护社会和平，实现人际间的和睦相处有重要的意义。这种爱好和平的思想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中华民族一直在世人面前持着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良好形象。
二战结束后，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国际社会为解决国际争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邓小平继承了中国历来爱好和平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在处理国际争端问题上，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式，并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之一。1984年4月，他在会见美国学者时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论文发表。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2]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不仅坐而言，且起而行。他坚决反对一切军备竞赛，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太空武器，并大规模裁减常规军备，把大批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中国还积极参加世界上的维和行动。所有这些，都显示了邓小平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信念，推动了世界和平的发展进程。在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我们成功收回了香港、澳门；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我们和越南、印度就边界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在南沙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总之，这一系列思想和决策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自己的渊源。
[1]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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