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推动着有效辩护的完全实现
有效辩护，易言之，即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应当能积极充分从各方面提出有效证据反驳追诉方指控，全面维护被追诉人正当权益。广义来说，有效辩护主要强调被追诉人在诉讼内应享有充分辩护权、被追诉人可聘请具备相应能力的辩护人替其辩护和国家须保证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行使并设立法律援助制度确保其获得律师帮助三方面期刊网。[11]在刑事诉讼基本人权保障上，有效辩护实可谓体现了国家对被追诉人地位的高度尊重。因为有效辩护被最终确立本身就意味着被追诉人拥有独立平等主体地位而不再是诉讼针对之客体，国家公权力机关也不能随意根据自己喜好就其展开恣意评判。可成功进行辩护起到预期防御效果又必须建立于获得充分被司法机关采信的证据基础之上，但被追诉人往往在刑事诉讼中处于相当艰难的不利地位，且他们未必都精通法律和调查取证专业技术，更何况有时被追诉人甚至还要受到国家公权力机关羁押、逮捕等强制性措施约束无法亲自搜集证据主张正当权益。据此美国学者也认为，被告人在公诉案件内所处的不利和被动境地令其雇佣私家侦探获得了足够理由。[12]而律师这类最主要的辩护人从事相关活动同样收效不大，终归律师仅是法律方面专家，实施调查取证不一定是其强项法学论文，[13]兼之律师公开以自己律师身份中规中矩开展调查工作难免会遭遇部分程序不便，某些国家公权力机关还对他们持冷漠不配合态度甚至暗地搞职业报复。②这么一来，通过国家法律明确认可的法制化私人刑事调查活动就能一定程度弥补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之不足。正如西谚所云，“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必然打开一扇窗”，倘若被追诉人此刻正处于较艰难的不利局面或不精通相关法律及调查取证专业技术，律师也无法公开以自己律师身份顺利开展调查或不具备必须的专业水准，那么他们便可正大光明合法聘请、雇佣私家侦探等调查专业人士或遵照法律规定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主要方式、适用程序、监督救济手段、私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私下灵活多样进行各类调查取证活动搜集所需证据。由于该活动本身合乎了法律明文规定，相应国家公权力机关亦无法横加干涉。如此这般在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帮助下，被追诉人及辩护人便可获得自己急需的具备可采信之重要证据，继而推动着有效辩护的完全实现。
总之，私人刑事调查作为一类古老的自我救济手段，在现代社会究竟该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基于刑事诉讼中基本人权保障视域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具有着非常强烈之现实价值。倘若可将林林种种之私人刑事调查活动纳入合法途径，无疑能一定程度满足刑事诉讼基本人权保障切实需要，从一个较高层面顺应中国司法改革之发展。
参考文献：
①譬如侦查人员在案件侦破过程内往往会根据自己长期以来的经验、学识等前见将某些犯罪嫌疑人圈定为“头号嫌犯”或“重点嫌犯”。这种活动对破获案件应该说总体上是有益的，但若过分执拗于此类前见性经验则又会在脑海中无形将对方绝对化地视作了真正罪犯，从而为获取自己所需证据甚至不惜动用刑讯逼供等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手段。故这种潜在“有罪推定”虽并不如真正堂而皇之公开进行有罪推定危害深远，但造成的负面影响仍不可小觑。
①因为倘若私人刑事调查本身就乃法律所明令取缔的活动，那么当被追诉人自己或雇佣私家侦探等他人从事此类活动就更会让相关国家公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如侦查人员等在主观前见上产生反感将他视作逃避法律制裁的真正罪犯，进而导致潜在“有罪推定”愈发强烈。
②当然因赋予被追诉人沉默权往往会给打击、遏制犯罪造成一定影响，各国对此长期以来均存在着不同认识。即便是沉默权得到了广泛运用的英美法系国家，它也会时常根据公共政策需要受到限制。以美国为例，法院就曾在诸多严重刑事案件中就沉默权适用实施限制性解释来确保侦查机关获得所需证据。具体可参见刘星著：《西窗法雨》，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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