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钱穆却认为，“作”，并非是普通的“创作”，具有“创始义”，且“作”的主体也并非是普通人，“周公制礼作乐”可谓“作”，“孔子有德无位，故但述而不作”[6]。“创始”含有一种宏大的气象和历史的纵深感，“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人可及”[7]。因而李和钱的释义包含了不同的心态。李侧重于“重释”这一行为的气魄，而钱强调的则是孔子对圣人“始创”礼乐的敬畏和尊崇。两者在句式的选择上也能佐证上述的观点。相较于李选用了并列句，钱采用了选择句，有且唯一的选择——尊崇圣人制定的礼乐典章。“不逾矩”是孔子潜在的心态。因而“作”的范畴并非包含一切的创作，而只限关于礼乐的创作。当然，创作还须有标准，“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闻”，指远。“古人之嘉言懿行，良法美制”当“则而从之”。“作者之圣”，“为今人所不及”，然而今人如果“多闻多见，择善默识”，即使“非有创新，亦知之次”。[8]因而不论是“以仁释礼”还是礼乐之外的创作，都不是“不要作”。但“作”的前提是“述”，是要学古，尊古，进而释古，创新作，孔子拒绝的是那种“不知而妄作”。
（三）“古”的含义
与李不同，钱穆将“古”释为“古人”，将“人”从历史中抽离出来，体现了孔子“人道为重”的观点。“古人”在这里与我们产生了联系，在文中与孔子相比的是“老彭”。老彭，已是一个不可考的人，仅在《大戴礼》中有含糊的提及。“述”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后人追忆前人的过程，回忆将人引向某种隐而不露的深处，那就是存留在人的记忆中的不确定的断片。断片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了传诸后世的事物是不确定的，因而割裂了历史的延续性。而断裂却也形成了一个空白，那就是后人可以通过追忆古人的方式将自己填补进历史中去，并被后世的人所记忆。一个连续的历史传承便因此形成了，当回忆孔子时，孟子、荀子、何晏、朱熹等古人的名字便会不期而至。而另一方面，断裂同时也变成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经典，人们可以在绵延的历史中轻易地回忆起这个典故和这个典故中的人。我们通过孔子对一个不可考的先人的追忆，记住的不是老彭，而是孔子。
总结：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两种释义都有其道理，李是站在后人的立场上，他将“述”理解为“礼”，将“不作”理解为“用仁来释礼”。他高度评价了孔子“以仁释礼”的行为，以期打破长久以来“以礼挟仁”的桎梏，真正回归到孔子。在李看来，新的阐释也是一种新的创作，并且是伟大的创作。而钱着力还原孔子在历史语境中“尊古尊圣”的心态，“述而不作”并非“不要作”，而是不要逾越身份地进行创作，“作者之谓圣”，“圣人难企”；“述者之谓明”，“成德有渐，故以圣人次之”。[15]“重新阐释”和“不逾矩”皆是创作应具备的心态，信古不是盲目地屈从，孔子也并非盲目地崇古。“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可以传述后世的经典必是“渊源有自”的，所以创作当学古，厚积而薄发。“信而好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后人对前人的著作不断扬弃的过程，只有真正内化了前人的精髓，才能达到笃信，才能游刃有余地创作。所以孔子所言的“述而不作”，并非是“不要作”，而是“要学”、“要阐”、“要作”。
注释：
[1]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66页.
[2]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第122页.
[3]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第122页.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