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摘要：本文引述钱穆和李泽厚两先生关于对“述而不作”一章的不同译文，从比较译文的差异着手，取两家观点，借以清晰地论述孔子的创作观。孔子所言“述而不作”并非“不要作”，而是“要学古”、“要阐古”、“要新作”。
关键词：述而不作；好古；老彭
在《论语·述而》篇，孔子开宗明义地论述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及方法——“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其所做也诚如其所言，“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然“述而不作”是否等同于“不要作”？将其简单地归结为“不要作”，这显然曲解了孔子的原意。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钱穆和李泽厚可谓是研究论语的两大家，但两者关于“述而不作”一章的注解却存在明显的差异。钱将此章译为：只传述旧章，不创始制作，对于古人，信而好之，把我私比老彭吧！[1]；李则译为：阐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有人拿我和老彭相比。[2]
比较两者，可以发现几处差异：其一，对“述”的不同理解；其二，“创始制作”与“创作”的区别；其三，是“古人”还是“古代”？其四，“信而好古”的句式变化；其五，“窃比于我老彭”是“我比”还是“他比”？
（一）“述”的含义
首先，钱和李对“述”的释义是不同的，前者将“述”释为“传述旧章”，后者释为“阐述”。
李在《论语今读》关于此章的“记”中提到“述”实为“礼”，“作”可释为“仁”。李认为孔子并非“述而不作”，而是“述而又作”，“任何的述中都有作，孔子以仁解礼”，便是“作”[3]。他将“述”释为“阐述”，“阐”在《说文解字》中意为“开也”。开一生面始然，“述”成为间接的创作，是对旧有事物重新传述的新变体。孔子虽“皆传先王之旧”，却非“未尝有所作”。历经“删、定、赞、修”的过程，得以传述的“先王之旧”早已非原貌。
“述”在《说文解字》中意为“循也”；“循”，“行顺也”，“循循有序”。《论语·子罕》第十一章，颜回赞孔子“循循然善诱人”。这不仅体现了孔子一以贯之的“行”的观点，也强调了行的次序。钱穆“传述旧章”中的“传”字与“遽”互训。“周礼行夫。掌邦国传遽”，因而“传”的特定对象是“周礼”。与李泽厚的释义相较，钱阐明了“传”的行为客体是“旧章”。何为“旧章”？即“先王之旧”，也即《五经》。然而孔子为何编纂《五经》？《白虎通义》中记载，孔子居周朝末世，闵道德不行，欲以追定五经而行其道。可以说，孔子编纂《五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正民心以就王道。而《五经》的价值也正于此：《诗》教人温柔敦厚，《书》教人疏通知远，《乐》教人广博易良，《易》教人洁静精微，《礼》教人恭俭庄敬，《春秋》教人属辞比事。纵观“述而”，可发现孔子的深切用意，“此篇多记圣人谦己诲人之辞及其容貌行事之实”[4]。关于如何教？孔子强调“进德有渐”。代写硕士论文首先是“于己”，孔子认为需要“蓄德”、“博文”，且还要“好古敏求”，“道必通古今而成，不学古人，不见此道之远有所自。”[5]当然，并非盲目“好古”，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再者“于外”，“用之”，“虽执鞭之士”，“亦为之”；“道之不行”，“行藏”其身。“行藏”不同于消极避世，依然要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厌不倦，不息不已”的生命精神，也就是钱认为孔子所提倡的“仁的精神”。最终，这种自修的过程反映在人的气貌上，外化为“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精神状态。
《五经》不仅教人如何“成人”，也教人如何“作文”。孔子强调的“文”不是“逞才使气”的“文”，而是“人道”为重的“文”。“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精神状态直接影响“文”的审美格调。孔子推崇“文”当有“中正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因而孔子所述的“旧章”有意或无意间给后世“作文”提供了“雅正”的典范。
（二）“作”的含义
关于“作”，李泽厚认为“作”意指“仁”。孔子虽言“不作”，但拒绝“不释”。在李看来，“述而不作”本质上是“以仁释礼”的重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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