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臣犯有大罪者， “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粹抑而刑之也”。即大臣朝北跪拜表示认罪，然后自杀，而皇帝不再行刑。文帝曾接受了贾谊的这一主张， “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贾谊还主张对于官吏犯法，不得由一般司法官吏处罚，而应由君主亲自处罚，即：“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灭之可也。（《汉书·贾谊传》）”汉文帝接受了贾谊的建议：“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汉书·贾谊传》）
贾谊的这种“黥劓之罪不及大夫”的法律特权思想为封建社会特权法开辟了道路，及汉末及其以后，所谓“议”、“上清”、“减”、“赎”、“当”等特权法就是其反映。
3、以秦为鉴，以民为本
贾谊从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中，深刻的认识到人民的威力。“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矣”。 （《汉书·贾谊传》）贾谊的《过秦论》是总结秦亡历史教训的最为有名，影响最大的著作。贾谊认识到人民是“万世之本”，他反复劝告西汉统治者要重本，贾谊以民为本的理论还包括下列几项内容：第一，国家的兴亡，决定于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第二，民多势重，不可欺侮。第三，统治者必须“爱民”。贾谊的“以民为本”，反复告诫统治者戒之哉，哉之哉，是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继续，也是秦末农民大革命的胜利在思想上的反应。他提出的一系列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贾谊的法律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分清本末，主张礼刑两手并用，具有儒法合流的特点，他的思想学说是为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服务的。但是，由于当时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还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他的主张没有得到完全实现。 [10]到汉武帝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他的思想被董仲舒吸收，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组成部分。 [11]
五、贾谊法律观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国家长治久安要重视法制建设
贾谊虽然生活在公元前168年前，生活工作的环境是封建帝王国家，所提出的法律建设观点是为当时的封建地主统治阶级服务的，考虑的是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但是抛开阶级这个成分，从治安之术这个角度考量。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治相对健全和完善。我国目前呈现出来的日益富足强大、在国际上地位日益重要、话语权不断扩大的局面，正是因为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强法制建设，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结果。
（二）法律制度建设要因应时势
法律是用来规定社会秩序，对人性之恶进行约束的。那么，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所要规定的社会秩序是有所不同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私欲的种类和内容也是不同的。因此，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就要根据变化了的时势而变化，正如贾谊所分析的，秦王朝推行酷刑是为了“并心于进取”。但是由于用刑过极，导致群臣和百姓与朝廷离心离德，使得一气灭掉六国，貌似强大的秦皇朝只延续两代君王就被灭掉了。贾谊因此建议皇帝对王侯三公等高级官员不用肉刑，以达到“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的效果。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不仅在刑罚上礼待高官，还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残酷肉刑，实现了之后的汉皇朝文景之治。
（三）礼仪教化是法律实施的基础
礼仪教化相对于当代来说，就是在公民中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普法教育。贾谊认为：“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法律实施包含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相对于法人和自然人即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法律实施最主要的是守法。法治与德治历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公民良好的道德应包含守法的品质，守法的品质只能也只有通过道德教育和普法教育来养成，道德教育和普法教育工作做好了，法律的实施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志冰.中国法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07.01
[2]杨鹤皋.谈谈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法学.1986（2）
[3]郑永流、萧伯符.再议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现代法学.1987（2）
[4]王兴国.贾谊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1.1
[5]刘新.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
[6]梁安和.礼为本 礼法并用——贾谊对促进社会和谐的构想. 人民网-《人民日报》.2010-5-21
[7]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1．
[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9] 闫晓君. 汉初的刑罚体系.法律科学.2006（4）
[10] 梁凤荣.中国法律思想史.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2
[11] 了然. 贾谊、董仲舒、仲长统. 法律学习与研究. 1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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