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他们在认同战争话语的同时。试图把审美的文学性融合进去。战争，战争中的痛苦与救赎—以沈从文、冯至、王力四十年代昆明时期散文为例。
关键词：战争，心理危机，文学性
“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四十年代的昆明作为西南联大的所在地，无疑是个独特的存在。这里汇聚了众多高级知识分子，是学术思想的重镇。特别是开辟了创作园地《云南日报·南风》、《西南文艺》、《文化岗位》、《文聚》等之后，促进了散文写作的发展兴盛。闻一多、吴晗、朱自清等学者以杂文为武器，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推动了革命战斗的洪流。沈从文、冯至和王力分别于1938年4月、12月，1942年到达昆明避难并任教于西南联大，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文学创作，进行文学审美和人性灵魂的探险，试图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赋予散文更加独特的色彩。冯至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小说《伍子胥》，沈从文富有乡土气息的小说《长河》和散文集《湘西》，风格凝重的哲理散文集《七色魇》，语言学家王力诙谐犀利的小品文《龙虫并雕斋琐语》是一股散文艺术创作的潜流。他们在认同战争话语的同时，试图把审美的文学性融合进去，虽然存在不和谐的音调，却因此构成了四十年代散文“繁复的音响”。不同于解放区单纯明朗的风格，国统区文学作品中的情绪更加复杂，除了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希望与期待，更多的是表现出战争中不稳定的心理结构，包括紧张、迷失、焦躁、不安、愤激等战争的破坏所带来的痛苦。论文大全，战争。在与这些负面情绪对抗的过程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隐秘的内心。这是一条冲突不断的潜流，是一场与战争的残酷不相上下的精神之战，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抗日救亡”的主流话语之下还能将它的支流延伸到文学性的各个领域，在为民主自由呼喊的“大我”背后，还有一个真实可感的“小我”。
一、战争中的心理四相
抗战中民众负面情绪在作家笔下的生成模式表现为四种：
分裂感
国土沦丧，家破人亡，原本完整的家国观念在战争的炮火轰炸下破裂了。国民身份被剥夺了，亲情缺失，江山易主，家园残破……国民对“我是谁”，“我在哪里”产生了困惑。冯至的《一棵老树》描写了一个像折断和被迁移的老树、不知道“家”在何处的老人，一切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都消失了，只剩下孤独的生命体，最后这个生命体也因为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林场而生命力枯竭。迁徙的过程加速了生命的灭亡，也同时加重了思乡之情。此时，“家”已经超越了“家庭”的“家”，而是“国家”的“家”。只有保全了“国”，“家”才有落脚的地方，才能完整。从这个角度看，分裂感更激起了民众的民族精神，因为他们的得救有赖于国家，他们纷纷踏上拯救国家借以拯救自我的道路。论文大全，战争。
漂泊感
日军的铁蹄践踏在沦陷区土地上，生命的威胁、亡国奴的耻辱迫使民众举家迁徙，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南、西南，没有了归宿感。作家们在上海、香港、重庆、延安地区辗转着，写了大量的战时旅行记、流亡记，如茅盾《见闻杂记》，巴金《旅途杂记》，丰子恺《辞缘缘堂》等。躲警报、在逃难中生育、得病去世成了家常便饭。漂泊的正面意义是增长有益的见闻感受，沈从文的《云南看云》开篇就强调了战争中的行程见闻给人带来的深刻教育意义。“云”是漂泊的象征，无依无靠，但作者希望读者能在逃警报之后，仰望天空看云，从云影中得到对生命的若干思考。更进一步，漂泊中有难忘的因缘际会。冯至在《忆平乐》中提到一次在从桂林到柳州的转移中与一个认真而守时刻的好心的裁缝相遇。他们是因为战争而结缘的有缘人，也正是这样的善缘使他们能够度过生命的危机。论文大全，战争。漂泊的负面影响则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孤独感，居无定所，流民饱受流浪之苦。王力在《棕榈轩詹言·行》中采用戏谑的口吻和反语描写漂泊羁旅行人的种种苦，提倡‘老死不相往来’的老子主义，做一个‘门虽设而常关’的市隐，否则就会见识到“指满车而血满路”的逃难场面。论文大全，战争。
饥饿感
战争使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作家们的生活条件恶化了。……像臧克家和老舍这样有名的人物都不得不以糙米为生，甚至丁玲也难以得到肉食。”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吃的是掺杂着沙粒、老鼠屎的“八宝饭”、盐水泡饭……《棕榈轩詹言·食》用“小麻雀”的比喻调侃吃饭之难，而且文中暴露了政府在粮食统配上的问题，造成米面消失，黑市猖獗，物价飞涨。饥饿到了极点，就会发生“路有冻死骨”的惨剧，但就连这些饿殍也不能得到同情和善待，反而是为另一群饥饿的人增添了“搬尸费”。作者不禁发出“这年头，人命贱如泥沙，贱如粪土，贱如垃圾，”甚至“贱如尘埃，贱如清风明月，贱如文人的心血”的感叹。
死亡感
战争带来的死亡感促进了作家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索。冯至写《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为了纪念一个曾经繁荣却因为回、汉民族仇杀的浩劫而衰落灭绝的山村。《山村的墓碣》写德国和瑞士交界处的山林里一个过路人的死。对战争带来的有关生与死的问题的思考较为深刻的是沈从文。《白魇》对现实中的猥琐粗俗现象，以及“理想在事实中遭遇的限制、挫折、毁灭”感到痛苦，“无剪裁无章次的人生”和崇高理想的强烈冲突使作者产生“逃避到一种抽象中”的想法。在作者看来，现代战争是“白魇”中“小小银白十字架”，是对神圣生命的亵渎。我们从文本中交叉错乱的叙述、善恶美丑的参差对照中可以看到他内心的矛盾斗争，这些富有张力的文本成为他自我救赎的支点。论文大全，战争。
二、战争中的自我救赎
我们不排斥文学作为文明史的资料集和社会文献的可能，但文学却具有独立于社会、政治以外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社会环境似乎决定了人们认识某些审美评价的可能性，但并不决定审美价值本身。”“文学战斗性时代性的获取，是以文学的多样化、个性化的部分丧失为代价。”当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沉淀下来之后，战争的残酷以及胜利的无望、生命的毁灭就变得尖锐起来。作家开始对国家命运、民族进行深刻的思考，从文学的角度重新认识生命和生活。沈从文、冯至、王力在表现生活的同时较为关注大时代背后文学性的成长。它们是丰富的，多声部的，而非异口同声的，在当时激烈的战争环境下，这是对呐喊战斗下压抑受伤的心灵的一种疏导和关怀，是自我的救赎。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有成为民族心灵史的可能，与心路历程靠得最近的是丰富的文学性。
自然与美化
审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战争的丑恶色彩。初到昆明的冯至在躲避空袭期间感受林场的自然美景。他最优秀的作品《十四行诗》、《山水》即产生于此。恶劣环境中暂时的逃避让他产生无比的慰藉，所以能在丑恶中产生美的极致。这是一种对照，体现人性追求真善美的本质。尽管也许这些景致在战火中也未能幸免，但它给作者带来的美好的心境却是无法磨灭的。论文大全，战争。如果没有这些自然风景的安慰，作者很可能陷于战火所带来的不安与心灵的灰暗。
调侃与幽默
王力是善于调侃而又宽厚的，他戏称自己的房子为“瓮牗”，文章为“剩墨”、“雕龙不成反类蛇”，此即给人以文章诙谐的趣味。他不仅仅是在琢磨“雕虫小技”，玩文字游戏，而且从题材的选取到行文组织，都十分讲究。虽然写的是“满纸荒唐言”，明眼人却可以从中读出“一把辛酸泪”。他的文章是软性的，隐讽的，是含泪的笑。选材大多涉及社会人生世相，对其中的不合理之处有着似不经意却又恰到好处的点评，读者在读过之后能发出会心的微笑。面对随着战争带来的身心的灾难，王力采用幽默调侃的艺术方法将文章变成“软性小品”，利用题材上的“亚审丑”而形成“软幽默”。“‘软幽默’不用别人作靶子，而是用自己。表面上很丑，实际上表现了内心对人的同情、对人的理解，表现了自己胸怀坦荡，与读者接近，没有心理距离。”比如《夫妇之间》里把家庭里的丈夫比作妻子的牛马，把妻子比成丈夫的狗，幽默形象，鲜活睿智。由此，爱情与婚姻的区别足以见分晓。王力在幽默和严肃之间找到了一种张力来释放他的文学性，在苦难与救赎中呈现了文学的美与力。
想象与信仰
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用一系列“梦”的话语来训练自己抽象思维的能力。他希望能够从复杂的人生世相抽象出“生命”、“人生”、“文学”的概念内涵。我们在他的哲学思维和叙述中看到了丰富的感觉，包括声、光、电、色，看到战争下渺小的人的生活细节，看到动人的传奇故事。但他又常常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陷入意识流般的冥想，试图抽象出一种属于艺术的特有“形式”。他在躲避战乱的安静环境中感受“心神迷乱”和“心神专一”的矛盾，梳理着具体与抽象之间的和谐与变奏。在《绿魇》中，沈从文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来回变换着， “音乐”以音符和声音成为抽象的代表，与自由的思想一起神游。作者时而迷失在一组抽象观念里，时而恢复成一个享受家庭温馨的具体的人。当大多数人在逃难中体验战争带来的身心摧残时，沈从文在内心也经历着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曾在1939年1月22日在《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一般与特殊》，认为要沉默冷静地“向历史和科学中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当前种种因果”，否定大批宣传抗战的“文化人”及其作品，更倾向于从文学的角度审视战争。沈从文坚守着“人性的小庙”和纯文学性，战争也不能摧毁它。他在《长庚》末段表明了继承“五四”传统的责任和权利。他同时告诉人们拯救灵魂的方式，“要从勇敢正直的眼光中得救”。他冥思苦想的过程是希望能够赋予“信仰”合理的存在意义。《黑魇》认为，一个作家要“超越通常个人爱憎，充满兴趣鼓足勇气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的各种自然辨证关系，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中温习人事，思索人生。有信仰的生命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得到救赎。
这些文本在美丽与邪恶之间构成强大的张力，冥想似的神游物外是美好的，而战争的阴影却始终不肯散去。显然，处于战乱中的人不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得到生命的保障，但他却在这些充满矛盾与挣扎的叙述中得到了心灵的救赎和自由的释放，体验精神的狂欢，逃离“宣传第一，艺术第二”的无形束缚，这其实是与人的本性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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