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客观性指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应尊重描写对象客观性,不能因为个人的喜恶而刻意歪曲事实。作者善于把自己的情感隐藏在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中,使倾向性从情节、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达到了情感倾向性与生活真实性的完美统一。五、讽刺情节的戏剧性。
关键词：真实性，客观性，多样性，戏剧性
一、《儒林外史》讽刺题材的真实性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这是鲁迅先生在讽刺对象选择上提出的观点,认为讽刺的对象必须是真实的,是有或应该有的。免费论文网。
儒林外史中的讽刺画面首先给人的印象是构思的朴实与造型的精确。作品的事件与场景平平常常，作品中的形象处处保持着生活本身固有的自然形态，如正在居丧的新举人范进在汤知县家的那次家宴，不过是毫不显眼的一次封建文人的聚会，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作家的刻画又很简洁，未作丝毫的渲染。可是'这寥寥几笔准确的勾勒，却获得了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作家抓住了范进那不举杯箸'退前缩后的忸怩作态，抓住了范进那拣了个大虾元子的举动，入木三分地揭露了他的虚伪和丑恶的心理，既不需要紧张惊人的情节，也没有一点夸大，就把以谑语诛之的任务完成了。再如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范母一喜而死等等，似乎是作者夸大的结果，其实不然。上述这些人物的言行都是作家严格遵循实际生活的样式，精确地描摹出来的。
当然，儒林外史的这一艺术特色的形成，是有着深刻而有力的思想基础的。明清之际，封建统治者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象瘟疫一样，毒害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心灵，毒化了社会风气。吴敬梓十分熟悉自己的时代和周围的人物，他从人们普遍的习以为常中看出了不正常与不合理，他从形形色色的貌似尊贵显赫的事物中看出了卑劣与丑恶。这样，当他提炼素材和酝酿人物时，就很自然地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用平常事实的忠实描绘来震撼人们的灵魂，来惊醒人们，使他们看到，里面包含着多么惊人的污秽与丑恶，社会被功名富贵之风毒害到何等地步。
二、《儒林外史》讽刺手法的客观性
客观性指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应尊重描写对象客观性,不能因为个人的喜恶而刻意歪曲事实。
秉着这种严肃的态度,作者的创作有着尖锐而辛辣的讽刺与批判,但又不以揭发隐私为目的,不以暴露黑幕为宗旨,意义内涵而深刻。他讽刺的对象往往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本质。免费论文网。在《儒林外史》中,作者吴敬梓塑造了大批讽刺形象,这些形象的特点及反应的社会问题各不相同。但无论作者对他们的喜好与否,都会客观地对讽刺的对象进行描写,即写他的反面,也不会对他性格中表露出的一丝值得肯定的部分进行全面的否定。这种精神在文章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对马二先生这个人物进行描写时,作者就表现了这种客观的态度。就作者本人而言,他最讨厌别人讲举业,而马二却是一个十足的科举制度痴迷者。作者却并没有恶意丑化这个角色,在对他批判的同时,也肯定了他性格中的优点如他那种正直读书人的古道热肠、对人诚恳、急人之难、为人朴实的品性。这里作者看到,造成马二先生这种反面形象的原因不是因为其本质比较坏,而是因为他也受了科举制度的毒害,是科举制度本身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的扭曲,从本质而言,马二虽然为科举制度奔走,却也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之一。作者的这种客观态度在刻画匡超人、范进、苟玫等人的变化过程时也得到了体现。
“镜中取影”,尊重描写对象客观性,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最重要的特征。作者善于把自己的情感隐藏在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中,使倾向性从情节、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达到了情感倾向性与生活真实性的完美统一。在中外古典小说的讽刺艺术中,象吴敬梓这样高度客观地描写事物,不以主观偏见去阉割对象的丰富性的作家是不多见的。
三、讽刺技巧的多样性
首先，作者总是让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使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猥琐的行动形成鲜明对照，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如严贡生初逢张静斋，就竭力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话音刚落，一个小厮走来向他报告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说：“他要猪，拿钱来。”很快，强占邻居的猪，无理强讨利钱的事实，便将他为自己脸上涂的脂粉抹了个一干二净。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描写方法，所取得的讽刺效果是锋利和尖锐的。
其次，对于不同的讽刺对象，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讽刺。吴敬梓的讽刺态度是极为严肃的，不是出于“私怀怨毒，乃逞恶言”的挟私情，泄私愤，而是“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将讽刺锋芒指向造成种种社会弊端的黑暗政治，指向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同时，作家也不是骂倒一切，全盘否定，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牢牢把握住讽刺的尺度，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讽刺方式。例如，对王惠和汤知县等贪官污吏地痞恶霸之流，作者在表现其贪婪和残暴的恶行时，讽刺的方式是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免费论文网。对于周进与范进等，作者的讽刺是随着他们社会地位的变化而由可怜、同情变为辛辣的嘲讽，着重表现他们在科举制度下灵魂被扭曲的猥琐与卑劣。
四、善于运用夸张、对比的手法进行讽刺
适度的夸张是儒林外史表现尺度的一重要特征。吴敬梓在用夸张显示讽刺对象的丑陋时,准确地把握了夸张的分寸,用“扩大镜”适当放大生活的某一局部,以真实去合理地暴露丑恶,而不流于“溢恶”。从书中严监生临死的那个镜头,可看出作者对夸张手法的妙用。严监生是一个极端吝啬的守财奴,家中“有十多万银子”,“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僮仆成群,牛羊成行”,可是,他平时却连“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他病得骨瘦如柴,饮食不进,却舍不得银子吃人参。他临死的时候,因为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其吝啬也就可想而知。作者在这里稍微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对严监生进行刻骨入微的描写,但是这个夸张却有并没有脱离实际,这种现象在当时来说是屡见不鲜的,现实中确实有人因为某种原因而迟迟不肯断气。作者正是把握了现实生活的原型,而又对其细节进行“放大”,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度的夸张,才露骨地写出了严监生的吝啬本质,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正是适宜的夸张才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效果。
通过对比手法进行讽刺，主要运用在刻画胡屠户这个人物形象上。胡屠户是作者着意刻画的典型人物，范进中举前，被称为“现世宝”，受他的训斥、“教导”，范进向他商借乡试的盘费，又被他“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又是“尖嘴猴腮”，又是“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范进中举后，他对范进的态度截然相反：慷慨的送来七八斤肉、四五千钱作贺礼，称范进“贤婿”、“老爷”，当众夸范进“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是天上的星宿”，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在别人的怂恿下，一骂一打治好了女婿的疯病。一同回家的路上，“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形成鲜明的对比，胡屠户前倨后恭、欺贫爱富、趋炎附势、庸俗势利的典型的市侩形象，跃然纸上。
五、讽刺情节的戏剧性。
封建社会的八股取士制度造就的大多数是考不取进士的老童生，他们不能入仕则转而追求虚名。更有一些当权贵族，拿着朝廷奉禄却整日无所事事，为了青史留名，便招“贤”纳“士”，笼络社会“名人”、“隐士”，而这些“名人”便借着贵族老爷的荣耀更加自视清高。作者常常有意安排一些与其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举动，从而揭开这些“名人”、“隐士”攀附权贵、趋炎附势的丑恶本质。第十二回中的权勿用应娄府二公子之约前往赴会，可他“衣服也不换一件”，“在街上脚高步低的撞”，一顶高孝帽子被卖柴的扁担挑走，便满街呼喊着撞到一顶轿子上，要不是“旧相识使客张铁臂”认得他，说“是娄府请来的上客”，权勿用定会吃官司、挨板子。这一戏剧性的情节，不仅讽刺了娄家二公子整日百无聊赖，结交的“贤士”竟是这等货色，同时对权勿用内心的空虚、一味模仿古人的衣着打扮的“名人”滑稽相进行了讽刺。作者对权勿用的嘲讽与蔑视，暴露了以娄府公子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空虚与腐朽，预示了清王朝日趋没落、行将衰败的命运。
小说还故意安排了遽公孙和鲁小姐这对“才子佳人”婚宴上的一幕：一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不偏不正，不左不右，正好摔在宴席上燕窝碗里滚热的汤里，把碗打翻，爬起来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下去，把簇新的大红缎衣服都弄油了；一个从乡下雇来的厨役，只顾看戏，把粉丝汤洒了一地，慌慌张张正要去抓地上的粉丝，却被两只狗抢着吃了，气得他抬起脚来，要去踢那两只狗，没想到又把鞋子踢飞……这一精彩场面的描写，揭露了父母包办婚姻的不合理；婚宴上一系列不吉利的事件，暗示了遽鲁婚姻的不美满，强烈讽刺了科举制度给“才子佳人”造成的婚姻悲剧。这种悲剧不仅是遽、鲁二人的悲剧，也是封建社会和普遍现象，体现了作者对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青年男女的深切同情，并警示人们：即使是最完美的婚姻，一旦遭到科举制度的毒害，也终会酿成悲剧。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以其独特的讽刺艺术，让我们看到明清两代以八股取士的封建科举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儒林中这些思想闭塞、道德败坏、头脑僵化的丑陋畸形的可笑形象，正是“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的产物。儒林外史以其深刻的思想批判和高度的讽刺艺术的完美结合，赢得了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并为讽刺艺术在我国小说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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