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庐隐作为中国现代第一批女大学生，应该是女子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和幸运儿，但她却发出“知识误我”的绝望呐喊，看似不可理解，实则耐人寻味。本文从“知识误我”观点产生的背景、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三个方面着眼分析，揭示五四时期“知识”的片面性、残缺性和虚无性给新女性的精神世界造成的重重困境。
论文关键词：庐隐 “知识误我,新女性
庐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首批女作家，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她也是我国最早接受高等教育的新女性之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她在作品中首次提出“知识误我”的观点，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内涵。
1.“知识误我”产生的背景
中国的旧道德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的职责就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况且女儿终究是外人家的，何必破费供她读书？即使官宦世家和开明人士送女儿入学堂，也是为了显示家世和地位，为了抬高女儿身价以便钓个“金龟婿”，所学内容也只限于生活常识和手工技艺之类。
新女性们为了提高个人素养渴望入读高等学府，不仅需要家里破费，而且影响早婚早育，所以很多新女性在追求高等教育的道路上几乎无一不费劲波折。苏雪林为了求学“费了无数的眼泪、哭泣、哀恳、吵闹”。谢冰莹为了读书自杀、绝食数次。冯沅君的母亲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才答应女儿入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庐隐上女高师也是顶着母亲的压力，费尽周折。
当初新女性们怀着美好的愿景来到高等学府，结果却绝望地呐喊“知识误我”，看似不可理解，其中却蕴含着莫大的心酸。庐隐笔下最初感叹“知识误我”的是《海滨故人》中的露沙们。露沙感叹：“十年读书，得来只是烦恼和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云青感觉“越有知识，越与世不相容。”宗莹也感受到“进了学校，人生观完全变了。不容于亲戚，不容于父母，一天一天觉得自己孤独，什么悲愁，什么无聊，逐件发明了。”
显然造成“知识误我”的原因在于新知识没有用武之地，反而给她们的精神和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使她们孤立无援。换句话说，“知识误我”是一种抱怨，是一种希望改善现状的呼吁，也是新女性们处于新旧夹缝中的痛苦呻吟。
2.“知识误我”产生的背景
2.1 “情智激战”
“情智激战”是五四作家群普遍的叙述情绪，有学者认为其根源在于“理想境界与现实社会的极大差距”。这种情绪冲突“一方面表现为理想求之不得而产生的对知识的怨怼情绪,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追求自由恋爱失败后的畸型心理。”也就是说，“知识误我”是露沙们“情智激战”的感性认识和情绪宣泄。
露沙们的另一重精神困境是“哲学病”，她们反复追问“名利的代价是什么？”“人生到底作什么？”思考的结果往往悲多乐少。“情智激战”、“哲学病”与“知识误我”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因为拥有知识，新女性们开始哲学思考和“情智激战”；因为哲学思考和“情智激战”引发的痛苦而憎恶知识，产生“知识误我”的怨怼。
心印总感觉“知与情常常起剧烈的战争！知战胜了，便要沉于不得究竟的苦海，永劫难回！情战胜了，便要沉沦于情的苦海，也是永劫不回！”亚侠（《或人的悲哀》）想放纵性欲，却被良心深深地谴责；想游戏人间却反被人间游戏。沙冷（《树荫下》）爱着行云却不敢承认，欲语还休的神态透露出她“情智激战”的痕迹。云青（《海滨故人》）在礼教和情感中痛苦地抉择，最终理智获胜，拒绝了赵蔚然的求婚。
在“情智激战”中，无论情得了胜利，还是智占了上风，受伤和痛苦的都是新女性，她们的“知识”因为新旧两种因素的杂糅而更显复杂，她们的觉醒因为有心无力而更加悲凉。
2.2 被误导
“知识误我”中“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误导”、“耽误”。这包括被庸师耽误和被新思想误导两种情况。
2.2.1被庸师耽误
教师历来被视作智慧和道德的化身，是文人泼墨歌颂的对象。然而在庐隐笔下，教师竟然成了错误思想的代言人、虚伪道德的践行者；他们大谈恋爱之道误导新女性，满嘴陈词滥调令人昏昏欲睡。在庐隐小说中，很多新女性感慨大学生活的无聊乏味。
丽石（《丽石的日记》）“只感觉学校的生活单调，……板滞的上课，教员戴上道德的假面具，像俳优般舞着唱着，我们便像傻子般看着听着。”松文（《沦落》）的老师上课大谈恋爱之道，引发松文的隐痛，使她一病不起。《象牙戒指》中的伦理学老师总是请假，上课也是讲些古板的道德论。教手工的“小脚王”上课表情呆滞，语气喃喃不清。素璞（《女人的心》）“想听听先生的讲演，但是先生的声音太细弱了，好像一只苍蝇在嘤嘤的叫”。《灰色的路程》中的教员是“恋爱国里的骗子”，满脑子大男子主义。《一幕》中的徐伟先生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沁芝感慨“在今日的教育制度下，我怀疑教育能教好学生，我更怀疑教育事业的神圣，不用说别的龌龊的情形，便把留声机般的教员说说，简直是对不起学生和自己呵！”
以上诸位教师的丑恶面目令人嗤之以鼻，新女性们却不得不毕恭毕敬地尊其为师。试想，由这样的庸师传授的“知识”能不“误我”吗？
2.2.2被新思想误导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婚恋自由的极力提倡使以往被认为有伤风化的“恋爱”一词一时间竟成了时髦话题，恋爱风气空前浓厚。很多有妇之夫冠冕堂皇地举起时代招牌，放纵性欲，玩弄女性，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大量的婚外情事件，其中不乏现代女权启蒙的发起人，如马君武、邵洵美等。
庐隐作为当事人，以她敏锐的洞察力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这一恶习，她呼唤着“恋爱不是游戏”，犀利地指出“世俗大半以性欲伪充恋爱，以游戏的态度处置恋爱，于是我们时刻可看到因恋爱而不幸的记载。”此外，其他新女性也因本人深受其害，或从朋友被误导、被贻害、被玩弄的惨痛事实中渐渐发现了“妇女解放”的别样内涵，呼吁人们“不能宽恕那些以恋爱为游戏、为商品、为手段的人！”“不能宽恕那些因为要纵欲而假冒‘觉悟’‘解放’等等名词以欺世的人！因为他们才是女子达到真正解放的仇人！”
冷岫（《胜利之后》）领悟到“西哲”（西方文化）的“不完全”（局限于婚恋自由）给新女性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对新文化采取“勿宁远”的规避态度。新思潮促使蓝田（《蓝田的忏悔录》）离家出走逃避包办婚姻，“但是无情的社会，残酷的人类，正是出了水坑又沉溺入火坑了。”张兰因（《歧路》）醉心于妇女运动，却被“新青年”王子青始乱终弃，最后无以为生，沦为暗娼。郎珠（《新的遮拦》）勇敢地冲出遮拦，结果发现新女性面对的“旧的遮拦打破了，新的遮拦又相继而生！”
以上两种被误导的情况中，新女性都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在这种暗藏杀机的新思想面前，她们由于年轻气盛，缺乏社会经验，很难凭个人眼光准确地判断孰是孰非，而又很容易听信鼓吹和受人怂恿，结果无一例外地断送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
3．“知识误我”的形成原因
3.1“知识误我”的历史渊源
“知识误我”由庐隐首次提出，是庐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庐隐这一观点的形成既是现实体悟，也是历史传承——“知识误我”论是古代才女们“读书无用论”的情绪延伸。
古代才女纵有过人才华，也无施展空间，只能困守闺阁，空自嗟叹。况且“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和礼教规训使得她们的才华得不到肯定，胸有点墨除了让她们更容易伤春悲秋，多愁善感，此外别无二用。宋代朱淑贞哀叹“始知伶俐不如痴”，清朝顾希昭失望之余选择“只共刺绣不工诗”。
庐隐的作品在意境创造，遣词造句上无不体现着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古典素养。作品字里行间也经常透露出作者多愁善感，感怀伤情的悲思，带有很多传统文学的印记，古代女子们怀才不遇的苦恼很可能潜移默化在庐隐的思想中。在“新女性”们接受了新式教育和西方思潮后，她们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增加了烦愁时，古代才女们关于女子读书无用的牢骚之词就浮现在庐隐的脑海中，进一步加工演义，形成了“知识误我”的认识论。
3.2 “知识”的先天不足症
3.2.1 “知识”的狭隘性
五四时期所谓的新“知识”只局限于“男女交往”、“妇女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这种“知识”具有极大的狭隘性。正如冷岫（《胜利以后》）所言，所谓“知识”即“西哲”具有明显的“不完全”性和残缺性。
3.2.2 “知识”的矛盾性
“知识”的矛盾性表现在“知识”的内容与提出者身份之间的不对称性，以及“知识”提出者本身思想与行为的矛盾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的“知识”几乎都与女性密切关联，但却由男性一手包揽了引进、宣传和解释诸项重任。女性的提案权，发言权和质疑权由于主客观原因几乎完全被剥夺，剩下的只有附和权和跟随权了。
庐隐曾在散文《“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中质疑：“为什么妇女本身的问题，要妇女以外的人来解决？”作为女权主义者，庐隐体验到由男性提出的妇女解放与女性自己渴望的妇女解放之间有着很大的偏差，因此对男性“越俎代庖”的行为深表不满。
另外，中国的男性精英知识分子与女性一样受着封建礼教和文化的束缚，一样渴望推翻旧思想，建设新思想。如著名文化领袖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都深受包办婚姻的痛苦，但都没有勇气反抗父母，而是采取“投降主义”。男性精英们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尚且顾虑重重、举步维艰，又如何为异性求解放、谋幸福？所以，易卜生主义“与其说是在倡导妇女解放，毋宁说是男性知识分子自身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的呼喊，是他们反抗旧家庭桎梏的宣言。”
当初首先提倡男女同校的是男性，热情宣扬男女同校的也是男性。在中国这样一个以“男女授受不亲”为古训的国家，“争取让女性进入大学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打破传统的性别隔离，与其说是为了实现两性平等，不如说是提供了实现自由婚姻的条件。”事实也证明，很多有妇之夫借助“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东风，理直气壮、一帆风顺地追求着女学生。再者，女性加入青年团体是图“新鲜趣味”，渴望“受优待”，男性招致女会员是想多点“点缀”，庐隐在小说《新的遮拦》中一针见血地解剖了女子参政议政的神话。
新女性先在新教育、新思想的狂热气氛中，轻率地接受了新思想；再在男性的怂恿和鼓吹下，身体力行着新思想；最后又在男性鄙夷的目光和谣言中，孤独地包扎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新女性的妇女解放之路就这样在兴奋和冲动中开始，在泪水和忏悔中结束。
3.3 “知识”与现实的冲突
传统文化对女性身体的摧残和精神的压迫在五四时期已经成为公论，传统卫道士在新式知识分子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和口诛笔伐中被迫短暂地沉默起来。表面上，在公开的舆论报刊杂志上呈现出一片新兴气象，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却一如既往地树立在人们的思想中，潜移默化地指导着民众的言行举止。民众用时髦的新思想装扮自己的言语，再用旧思想规范自己的行动。所以，五四给中国人带来的只是形式上的些许变化，民众在思想上依然自觉地恪守着儒家传统。作为敏感脆弱的新女性，她们更能够切身地体验到“知识”与现实的冲突。沙侣在无路可走时，只能默默祈求“事实与思想不过分的冲突”。
“知识”与现实的冲突最集中的表现在于社会伦理对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尽管新文化提倡男女平权、男女平等。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盛行，例如，一直到1949年中国都是一个在法律和现实生活中默许一夫多妻的社会。新思想只是提供给新女性们一个理想的幻影，却无法保证在社会生活中普遍推行。
《一幕》中的“教育家”表面提倡男女平权，骨子里却是大男子主义，忘恩负义、喜新厌旧。星（《淡雾》）之所以拒绝与男友发生婚前性行为，就是因为她清醒地认识到“知识”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远非新女性的微弱之力能够逾越。郎珠（《新的遮拦》）在听到同胞遭到男性的唾骂后，也终于意识到“知识”只能永远停留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太虚幻境中。
庐隐首先提出“知识误我”，在当时的文坛犹如空谷足音，可谓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这体现了庐隐的敏感，庐隐的智慧，庐隐的良知。我们不可否认“知识误我”论有着某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嫌疑，因为正是高等教育才成就了庐隐，正是高等教育使得一部分有志的新女性改变了自身的命运，改写了中国的妇女史，也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社会地位的变革。但是，客观地讲，这些都是白璧微瑕，并不能掩盖“知识误我”论的时代意义和先见卓识性。是庐隐的呼吁，让芸芸众生开始关注新女性的生存困境；是庐隐的呐喊，让世人看清了五四妇女解放运动冠冕堂皇外表下的欺骗性和虚无性；是庐隐的思考，让后辈的女权主义作家和研究者们有了“踩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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