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元代水浒戏中，人们将梁山好汉当做清官的替代者也是无奈的选择。比如孙孔目，在他得知妻子被白衙内拐走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去大衙门里告这厮走一遭去。”[41]但是没想到“大衙门”却被权豪势要之家的白衙内“借走”，白衙内自云：“自从我拐了那郭念儿来，我则怕那孙孔目来告状，因此上我借这大衙门坐三日，他若来告状，我自有个主意。”[42]不知内情的孙孔目告了“关门状”了，被白衙内下在死牢内。而《黄花峪》中的刘庆甫则要明智许多，蔡衙内将其妻子夺走后，他说：“我别处告，近不的他；……”[43]所以才前往梁山告状，因为他知道，他撞见的是权豪势要之家的蔡衙内。
四、梁山好汉与包公形象的比较
相比较公案戏中包公处理权豪势要之家犯法时的畏手畏脚，只能以小聪明和小手段才为民伸冤，梁山好汉所演绎的清官则更加的理直气壮。无论是“街市小民闻吾怕”的白衙内、蔡衙内、杨衙内等，还是横行相邻的宋刚和鲁智恩，以及无耻小人赵令史和丁都管等，水浒戏都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在《双献功》中李逵直言：“理会的山儿性情，我从来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撅坑。”[44]《燕青博鱼》中燕青也说：“俺也曾那草坡前曾把那滥官来拏，俺是梁山泊里的宋江，不比那洞庭湖方腊。”[45]梁山英雄不同于方腊，是因为他们“秉正直替天行道”，在元代水浒戏中，“梁山好汉是被作家当做权豪势要、贪官污吏、好强恶霸直流的对抗力量，当做社会正义力量的化身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46]如《李逵负荆》中当李逵听王林说，是宋江和鲁智深抢走了他的女儿，他“抖擞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鬚，则今番不许收拾，我这里摩拳擦掌行行里，按不住莽撞心头气。”[47]他回到梁山泊后，拔出板斧把“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砍倒文学艺术论文，“元来个梁山泊有天无日。”[48]在李逵看来，强夺王林女儿为压寨夫人的这种卑劣行为，是与梁山泊“替天行道”的主张相违背的。可以说公案戏中的包公，是封建时代的剧作家和观众对官吏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一种想象，而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则是被幻想成为维护正义的“第三方”，是封建时代人们清官梦的延伸，也是人们面对权豪势要之家横行却又无可奈何的一种虚幻的安慰，因为在当时真实的社会中，向白衙内等这样的“权豪势要”之家是不可能受到惩罚的怎么写论文。
此外，相比较包公对犯法者施以斩刑，水浒戏中的梁山好汉对权豪恶霸的惩罚往往采取十分残酷的刑罚，比如“剜心剖腹”，[49]“将他绑在花标树上，碎尸万段”，[50]而且梁山好汉经常“摘心肝扭下这驴头，与俺那梁山泊宋公明为案酒。”[51]梁山泊所实施的刑罚是元代法律所不见的，元代法律规定了死刑主要有绞刑和凌迟两种，[52]对权豪、恶霸施以严酷的刑罚，所表达的应该是对特权阶层的憎恨和愤怒。在《双献功》中李逵去找白衙内为孙孔目报仇，他说：“我去呵，也不用一条枪，也不用三尺铁，则俺这壮士怒目前见血。东泰岳相逢，磕塔的揪住玉结，把那厮滴溜扑马上活挟。他若是与时节，万事都休；不与呵，山儿放会劣却。恼起我这草坡前倒托牛的性格，强逞我些敌官军勇烈，我把那厮脊梁骨，各支支□作两三截。”[53]在《燕青博鱼》中，双目失明的燕青被店家赶出后被杨衙内的马撞翻，他说：“你又不是官街窄，你故意的把人蹅踏。你有甚娘忙公事，莫不去云阳中赴法。”[54] 梁山好汉对权豪势要和恶霸的憎恨与愤怒，与百姓们是一致的，在《李逵负荆》中，当李逵和鲁智深将宋刚和鲁智恩捉住后，王林说：“他们拿这两个贼汉去了也，今日才出的俺那一口臭气。我儿，等待明日，牵羊担酒，亲上梁山去拜谢宋江头领走一遭。”[55]正是对这些权豪恶霸同样的憎恨和愤怒，梁山好汉才成为替天行道的义士，为民伸冤的“清官”。
总之，元代水浒戏是元代百姓心灵的自我救赎，是面对严酷现实的美好理想。在代表皇帝管理国家的各级官吏不能维持正义的时候，人们自发的幻想梁山好汉这种“体制外”的力量来打破权豪势要的特权，为小民伸冤、替天行道，使得正义的力量获得解放。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时代的限制，元代水浒戏作者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文学艺术论文，比如将铲除权豪恶霸的行为简单的定义为报仇等，从而使得这种行为的意义降低等。
[1]董云龙(1982—)，男，河北正定人，中国传媒大学2009级戏剧戏曲学博士研究生，戏曲文学方向
[2] 胡邦炜《传统清官戏的文化透视》，《文史杂志》，1996年第6期
[3] 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李潜夫《包待制智赚灰阑记》；增瑞《王月英月夜留鞋记》；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郑廷玉《包龙图智勘后庭花》；无名氏《包待制陈州粜米》、《玎玎珰珰盆儿鬼》、《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神奴儿大闹开封府》、《鲠直张千杀妻》。
[4]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3页
[5]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57页
[6] （明）臧懋循《元曲选》，商务印书馆影印雕虫馆本
[7] 同上
[8] 同上
[9] 李汉秋《元代公案戏论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10] （明）臧懋循《元曲选》，商务印书馆影印雕虫馆本
[11] 李汉秋《元代公案戏论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12]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18页
[13] （明）臧懋循《元曲选》，商务印书馆影印雕虫馆本
[14] 胡邦炜《传统清官戏的文化透视》，《文史杂志》，1996年第6期
[15] 李汉秋《元代公案戏论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16] 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传》（容与堂本），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09页
[17] 宋濂《元史》卷81《选举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6页
[18] 同上
[19]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赠史敏中侍亲还家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20] （明）宋濂《元史》卷21《成宗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6页
[21] （元）危素《危太仆集》卷6《送陈子嘉序》，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22]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99页
[23] 同上，第1099页
[24] （明）臧懋循《元曲选》，商务印书馆影印雕虫馆本
[25] 关汉卿《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编，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26]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30，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7] 蓝立萱校注《汇校详注关汉卿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01页
[28]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29] 同上，第18页
[30] 同上，第81页
[31] 同上，第15页
[32] 同上，第36页
[33] 同上，第36页
[34] 同上，第45页
[35]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文学艺术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36] 同上，第84页
[37] 同上，第84页
[38] 同上，第85页
[39] 同上，第30页
[40] 同上，第93页
[41] 同上，第9页
[42] 同上，第9页
[43] 同上，第84页
[44]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45] 同上，第21页
[46] 佘大平《论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和“水浒戏”》，《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47]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48] 同上，第38页
[49] 同上，第60页
[50] 同上，第72页
[51] 同上，第93页
[52] 群众出版社编《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页
[53]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54] 傅惜华《水浒戏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55] 同上，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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