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西方各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大致来看,在两极之间摇摆西方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是中国认识自己的镜子,不如说是西方各国观照自己的参照。即使是今天的中国形象也依然受千年历史经验的影响，这种潜在文化心理结构更稳固更具包容性与塑造性，任何外部知识都要经过它的过滤才能变成可理解的形象。我们应该警惕其中潜在的权力结构,进而警惕文化背后的精神殖民陷阱,以期对中国形象的提升有所借鉴。
论文关键词：文化想象，西方中国形象
一 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内在机制[1]
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布鲁克东行记》中有关“契丹”的介绍，将最初的中国形象带入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化视野。早期资本主义背景下，正值元朝强大时期，而西方正值中世纪物质贫乏、生产落后的时期。在这些“外人”看来，大汗统治下的王国不啻是人间天堂，是西方人眼中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地，这一形象在西方各个阶层的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地理大发现时期（1450--1650），17-18世纪间，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流行一种中国崇拜的思潮，中国的特产如丝滑闪亮的丝绸、精致光洁的瓷器、提神醒脑的茶叶、曲径通幽的特色园林、富丽堂皇的装饰，哲学家王般的中国帝王和道德圣人孔夫子的哲学等都与西方的现实形成对比，使他们对这个富庶的东方帝国神往已久。此时的中国历史悠久、文明深厚，“文化中国”的形象深入人心。西方这种美化中国的趋势持续到1750年左右，此后的中国形象被丑化。一方面中国的现实会引起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西方的扩张引起中西力量对比的变化西方中国形象，也是引起中国形象转变的重要原因。启蒙运动时期，孔夫子是中国形象的一面旗帜，他的道德哲学在中国创立了一种开明仁慈的君主政体、一个知书达理的民族。对西方人来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一个孔教乌托邦。启蒙运动后，腐朽帝国是西方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理性秩序的他者——感性。西方进步、民主与理性的宏大叙事既是西方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基础，也是其殖民扩张的有效的意识形态手段。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成了丑陋、低俗、无知的代名词，在他们的集体想象中，中国人面目可憎：男人留辫子、个子矮小、贼眉鼠眼、行动迟缓机械；生活习惯肮脏可怕：不洗澡、吃老鼠等不洁的小动物；性格怪异不可信：爱撒谎、笑里藏刀等。在这种建构中，中国人是整个世界秩序中的“第二人类”，异类化、漫画化是西方人表现殖民扩张的“合理性”的策略。可以说，启蒙运动完成了西方的文化大发现，在观念中建构了世界秩序。自19世纪中期前后，鸦片战争的大炮打开了国门，原先想象中的不堪中国形象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印证，因而对中国人的态度日趋蔑视与鄙夷。
20世纪的中国形象在两极之间摇摆，“世外桃源”或“人间地狱”是西方想象中的中国的两种原型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二十世纪初，传教士、军人、政客对中国的描述集中体现在义和团运动的文本中，当时的中国在他们笔下贫穷、肮脏、混乱、统治残暴，不啻为人间地狱。同样也有《中国佬的来信》那样的文本把中国叙述为宁静安逸的乐园。这两极只限于精英阶层范围内，没有大众想象的基础。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两种形象交替出现。三四十年代反法西斯战争中，通俗小说与新闻报道将中国塑造为崛起的英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友。因为只有强大、智慧、勇敢的国家才能击败法西斯。但这种香格里拉式的想象转瞬即逝，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中国又成为饥饿、专治统治下的人间地狱。红色中国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也威胁着人类的信仰与观念。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在左翼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形象在西方由暗转明，成为社会改造的乌托邦，红色中国又成了“美好新世界”的载体。但西方人眼中的毛主义的美好中国再次遭到破坏，他们发现那不过是一个骗局。八十年代的中国形象明朗与黑暗并存。一方面西方中国形象，此时的中国尚且笼罩在文革的阴影中，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中国正迅速地向现代化国家迈进。不过1989年的事件再次将中国形象蒙上了阴影。九十年代的中国形象似乎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改变的专制社会，政治腐败、道德堕落、人权丧失。虽然其经济在飞速发展，但这种发展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祸水，会助长邪恶势力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中国形象不过是西方面对自己的社会问题所构想出来的中国,而非中国的真实写照。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形象实际上也是近千年历史经验的积累与沉淀，这种潜在文化心理结构更稳固更具包容性与塑造性，任何外部知识都要经过它的过滤才能变成可理解的形象。可以说，塑造切合实际的中国形象，我们不得不考虑近千年来西方人头脑中所积淀下来的关于中国的认识，这些认识对他们的影响要比中国的现实更能影响他们的判断。西方想像出中国形象并利用这种形象来应对自己的现实问题。这种情况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不能避免。西方对中国的陌生与无知，不能不让人叹息也不得不严肃思考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了。
二 警惕“自我东方化”的陷阱
如果说西方的中国形象仅仅存在于西方人心中，那还情有可原。但现实的问题是，这种定型化的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认识，随着中西交往的深入和拓展，逐渐也成了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认识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标准和观念。他们与西方的知识、权力阶层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合谋，来共同影响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是说，中国人也用西方看待中国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即“自我东方化”。这种情况自鸦片战争后日渐明显，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送来了不平等条约同时也将思想意识输送进来，而急切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来不及细细辨别思想意识中的歧视，就匆匆忙忙地接受了西方对中国的判断。于是很多中国人尤其是恨铁不成钢的精英知识分子也用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来表述中国：国民性恶劣、政治腐败专制、技术落后、经济停滞等。刘禾考察了鲁迅弃医从文的经过，指出日文版的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是鲁迅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始作俑者，而他自己叙述的幻灯片事件只是一个契机，没有《特性》的思想观念牢牢地占据了鲁迅的思想阵地，他也不会仅仅因为幻灯片事件而改变了求学的方向。同时，刘禾继续深入分析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认为那不过是《特性》的中文小说版，其中的叙述者与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并无二致。刘禾的分析表明，西方的有关中国形象话语霸权影响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中国观。
大众文化同样有“东方人的自我东方化”的倾向。我们在向外国人展示自己时，总要拿出特别“中国”的东西，如京剧、脸谱、中国功夫、相声、旗袍，当外国人竖起大拇指喊“good”时西方中国形象，我们的自豪感随之而来：看看，我们的文化多么灿烂，多么特殊。如奥运的开幕式，整齐划一的表演，方块字、国画和孔子的话都在提醒世人这是一个文明古国，似乎只有这些才代表中国，而我们建国几十年的文化科技成就则表述得不够充分。我们要注意，那些竖起拇指的人中有多少是真正地想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又有多少是真正地热爱中国文化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细究起来，恐怕窥视、求异、追时尚的心态占主要地位。对于他们而言，穿中式服装、练几招功夫和唱几句京剧，可能突显的只是他们的前卫与时尚而非中国文化的魅力。这种情况出现在通讯发达、交通便利的今天，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薄弱的体现。今天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时，或重复平面的定型化的形象或者只能充当背景，如新近的大片《功夫熊猫》，中国元素充斥其中但其实质是美国梦；《阿凡达》让张家界名扬四海，但不过是场景的提供者而已。
可以说，西方的中国形象始终与西方的背景与需求紧密关联，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形象都不过是西方自己的诉求而已，中国形象不过是其想象出来的产物。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形象一旦固定下来，就会产生一种支配性的结构力量，影响人们对事件的判断。因此，在面对西方的中国形象时，不仅仅要研究这种形象是什么，更要关注这种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各个时期的固定的形象又如何体现在个别具体的论述中，而这些论述又继而影响和深化人们的某些认识。这使得中国定型化的形象越来越顽固，难以改变。
中国形象是一面不透明的镜子，从中看不到真实的中国，却看到本文化自身的欲望与恐惧，看到其中潜在的权力结构。我们要以此为鉴西方中国形象，从而警惕后殖民文化的陷阱。也许有人会说，今天，交通、通讯异常便利，人们想了解某个国家打开电视或互联网就可以了，不必再依靠传教士、汉学家和旅行者的叙述，此类误读的形象会越来越没有市场。但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叙述同样是由具体的人描述出来的，他们思想意识中的观念并不一定切合实际，而且他们的见闻也可能有偏颇，他们更有可能去选择那些符合他们的某些观念的事件和场景来报道，因此今天的西方媒体怎样报道中国，这些又如何影响人们的认识，同样应该警惕。即使他们愿意亲自来到中国，也可能会因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只注意那些与自己头脑中的形象相符合的现实。可以说，中国形象的塑造，任重道远，非朝夕之功。
总之，了解中国形象背后的话语机制，可以剔除自我妖魔化的意识，解构他者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话语霸权。
*本文是2009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欧美的中国形象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09A004)。
[1]这一部分的内容参阅了厦门大学周宁教授论著及编著，包括《契丹传奇》、《大中华帝国》、《世纪中国潮》、《龙的幻象》、《鸦片帝国》、《历史的沉船》、《孔教乌托邦》、《第二人类》、《世界之中国》、《异想天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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