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摘要：明清时期，封建社会行将没落，官场黑暗，贪污成风。淮安府衙两组明清廉吏傅希挚、李毓昌蜡像，再现了为官一方，两袖清风，秉奉王命，横而不流的浩然正气。他们的人格品味，价值观众，同样会给后人以榜样、以楷模、以劝勉、以警示。传之万世之深层次道德思考。
关键词：淮安府；特别展；傅希挚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已进入它的尾声，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强化，它本身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就像地火一样在急剧翻腾和尖税化，社会黑暗官场腐败，明朝福王一次得赏赐徒弟五万亩，清代官场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正是当时吏治的写照。然而，总有一些正直之士，希图挽狂澜于既倒，撑危厦于将倾。历史遗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淮安府衙吏科的两组蜡像，就生动地再现了淮安吏治史上典型的事例。
淮安府衙是我国仅存下来两座府衙之一，其大堂体量为全国之最。2006年淮安府衙被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仪门高耸“圣喻戒名坊”，正面镌刻荀子名句，背面镌刻着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的《御制戒石铭》，内容虽为封建人士所撰，但灌注的却是儒家仁德政治的精髓。淮安府体例为直隶，设有六科，其中吏科主要负责全府人事事务，主要职责负责衙门官员选拔、任免，加薪，并记录本地方进士、举人以及本地人在外地做官、任职的详细资料。
展馆南壁，悬有唐太宗一幅“心得”：“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一代明君，深知内防已过，其中岂无惩恶扬善之意哉！
明初社会，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共六七十年，是为发展时期。一方面，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相继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另一方面，最高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及“右贫抑富”、严惩贪污的措施，是以“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明史·食货志·2》）。“闾阖乐业，……民气渐舒……”（《明宣宗实录》卷50）。但这一切表明浮华的现象，也不过是垂危时期的回光返照而已。
傅希挚，河北衡水人，嘉靖35年（1556）进士。44年（1565）任淮安知府，隆庆5年（1571）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隆庆末年，户部因为军饷匮乏，准备裁撤山东、河南民兵，傅希挚力争而未撤。万历元年（1573），改任河道总督。其时黄河泛滥，茶城段运河淤塞，傅希挚调民夫开新河由梁山下宁洋山，出右洪口，避开黄河之险，漕运河道能够通行。万历5年（1577），升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改任户部右侍郎。不久，因为陇右矿务事件被罢职。万历11年（1583）2月起复，再任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任漕运总督，再次来淮安为官。
清代四大冤案之一的“李毓昌奇案”也发生在当年的淮安府。
进入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史家盛赞的清明统治“康雍乾盛世”也曾出现政治稳定，代写本科论文边疆安宁，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尤其是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松弛，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然而，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他们对人民敲骨吸髓的榨取从来也不会存在丝毫的怜悯，甚至“惟知租之入，而不知田之处”（乾隆《顺德县志》卷4）。苏州一退职县令“每一餐费至数十金，尤嫌无下箸处”（钱泳《履园丛话》卷23）。
李毓昌作为后补知县，他便被派往山阳查赈。当年淮安。（县称山阳，淮安是府、县所在地）遭灾，朝庭发赈银救济灾民。山阳知县王伸汉大肆贪污，从中渔利。唯恐被查，便精心贿赂前来查赈的官员。10名官员中唯独李毓昌不为所惑。
李毓昌忍饥寒，住破庙，不畏艰难，赴灾区，入民宅，认真调查，与放赈名单逐一核对，掌握了王伸汉虚报户口、克扣赈银的底细。竟然侵占了赈银9万两中的2万3千两，导致无数灾民流离失所，命丧黄泉，李毓昌准备具报淮安府。
获悉李毓昌的动向后，王伸汉大为惊恐，设宴利诱李毓昌，遭到严拒。王伸汉见金钱不起作用，便设毒计买通李毓昌的三个仆人，在李毓昌喝的茶水中下毒，致李腹痛吐血，又用丝带勒死，随后伪造自缢身亡现场。
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春，李毓昌妻在丈夫遗物中发现血衣和写有“山阳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负天子”的禀贴残稿，对丈夫之死生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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